[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6-0146-12 1924-1928年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随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席卷了半个中国。这场最终使国民党赢得中国统治权的革命，吸引了大批青年投身其中。以往学术界对国民革命的研究，多只关注国共两党的政策、策略，涉及青年问题时，亦多从“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角度入手，关注国共两党动员、组织乃至争夺青年的过程，以及与青年运动相关的各种组织与制度实践。①很少有人从革命青年的主体状态观察这场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衰落，探讨一个时代的青年大规模激进化的思想与社会根源，追问青年在革命中的表现及其生存境遇。本文研究的是经由清末新式学堂培养、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染的一代新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的原因及在革命中的主体状态，以此探讨新知识青年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希望这一以青年为主体的视角，能在国家、政党、国共斗争的叙述模式之外，开拓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国民革命的兴起和衰落，并理解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投身国民革命的一代新知识青年的群体命运。 一 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 在1924-1927年间，激进的革命思潮感染了全国的知识青年。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5月黄埔军校开始招生。随着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北京政治环境的恶化，全国各地的激进青年，源源不断地投奔广东政权。他们是国共两党发动组织农工、商民、妇女运动的主要力量。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各地国民党基层党部和各军政治部的主要工作人员，也是这些新知识青年。他们是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时期主要的社会基础。 虽然中共自称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但直到1927年以前，中共在知识分子之外的发展是相当有限的。根据中共1926年10月和11月《中央局报告》中对各地党部状况的分析，除了湘区、粤区这两个中共最有社会基础的地区之外，在江西，“党员尽是中等学校青年学生”，北方区则“完全在反赤势力高压之下”。北京的党员大多数是学生，后来党的组织渐渐打入了中小学教员之中。在河南，党只在学生群众中有一些影响。党在山东和河南一样弱。在安徽，“组织十分幼稚，分子多系中学校学生”。“福、厦两地通共不过四十六同志，多系青年学生，福建的青年都抱英雄主义恐怖主义的见解，地方观念亦极重”。② 国民党早期的基础，在于海外华侨和清末的留学生群体。1924年1月，孙中山确立“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的政策之后，两年内国民党势力蓬勃发展。据1926年1月7日谭平山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务报告中所说：到1926年初，全国有表册可稽的国民党员约有20万人，内地加上海外，总人数估算有50万人。其中，广东省的党员“十分之八为农民”，广州市的两万多党员中，“十分之六都属工人”。③但广东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广东的青年反而比较沉闷。此次大会的“青年运动决议案”中也说：在广州，“每次民众示威运动，都由工农群众公开领导，不独没有多的青年学生来参加，就是民党学生党员，亦多未与闻其事”。④不过这种情况很快有了改变。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在广州召集全市青年，举行青年运动大会，试图吸引青年入党及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并派人到各学校，演讲青年运动的意义和计划。此后，广州的青年运动渐渐发展起来。在1926年3月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中，青年们举行了连续四天的大规模的演讲会和游艺会，每天派300余个演出队，散布全市演讲，夜间举行野火会。从1926年7月“北伐”出师前后，到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离粤北迁之时，广东的学生运动已全面纳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据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党务报告，每逢节假日、纪念日、地方的各种群众集会，国民党的青年，无不积极参加，组织演讲队，配合文字宣传。还组织“宣传训练委员会”，举办暑期宣传训练班，开展“市郊平教运动”，设立平民夜校，组织北伐青年工作团、党童子军等等。⑤ 在广东以外的省份，则“一切民众示威运动，多半在青年学生指导之下”。国民党“二大”的“青年运动决议案”中说：“青年运动成绩较好的要算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四川等处。惟共通的毛病就是仅仅限于学生青年运动。”⑥郭春涛在大会上做的北京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中也说：在1925年孙中山北上之前，北京的种种运动，“参加者仅学生群众，其余各阶级之人可谓绝无仅有”。两年来有了很大进展，但国民党的活动与势力，仍“仅限于城市尚未及乡村……仅及于青年学生及少数市民，尚未及于农工群众”。⑦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的甘乃光，在1926年2-5月编辑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群众运动，在过去事实上就是青年运动，“更可以说就是青年学生运动”。近年来，工农运动渐渐兴起，且有蔚为国民革命主力之势，“然而此种工人运动，目下尚不过上海、广州、天津等有新兴工业及最大国家产业的地方；农民运动亦不过广东及河南、湖南、直隶三特别区之一部；其余中国各大都市及各省区，仍然只有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仍然为群众运动之主体。即在工农运动较为进步的地方，于青年学生仍尚未失却其地位之重要，盖教育工农，组织工农，领导工农，仍需助于青年学生。”⑧ 这份工作报告中，甘乃光总结了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前，全国青年运动的组织和进行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到五卅惨案发生这两个月间，国民党青年党员的人数剧增，以学生为最多。五卅运动及省港罢工之后，广东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工人忽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主力。于是各大都市的学生，特别是在国民党指导下的学生，纷纷投身于工农运动中，以从事工农运动作为他们在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工作，学生运动的重心也发生转移。自五四运动以来，学生运动的重心一直在北京，到五卅运动之后，转移到上海。广东的沙基惨案发生后，又现出向广东转移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