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早期贸易关系(1950-1955)

       [中图分类号]D829.517;F7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6)-11-0070-1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这两个相继建立了新政权的国家，对于当时国际冷战格局之意义，堪比同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以及8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①。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成立确实进一步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力量对比。可是如果将观察的目光转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具体探讨50年代的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外交关系，两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达成的具体合作和发展及其特点等问题，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都显得过于粗略笼统。鉴于此，本文尝试利用中国和民主德国的档案文献，更为细致地叙述两国在1950年至1955年间经贸关系的发展状况，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在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一般特征和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这是全世界和平的两个新的强大堡垒。”②可在当时，这两个“堡垒”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不足够紧密，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归因于斯大林对国际共运的内部分工。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对领袖，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应该有某种分工，中国负责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工作，苏联则负责对西方的工作。在他看来，“欧洲的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欧洲……需要自己力量和外部力量相配合才能胜利，例如东欧各国就是如此”。言下之意显而易见：苏联的力量必须介入东欧各国，中国革命的经验将会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产生较大影响，而苏联发挥不了像中国那样的作用，就如同中国也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③

       斯大林的这个分工安排，直接影响了东欧各国与新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方式。东欧各国能否与新中国建交、何时建交等问题，都必须经过莫斯科的首肯④。反映在民主德国身上的一个实例是，当时民主德国政府决定任命柯尼希(Knig)出任首位驻华使团团长，这一任命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而在具体的外交操作过程中，民主德国外交部首先要将此决定告知苏联驻柏林的外交使团，由其向苏联外交部转递照会，由苏联代为向中国转告这个决定，随后需要再等到苏联驻华大使罗申(Roshchin)在北京向周恩来就此事进行交涉之后，才能最终获得来自中方的答复和同意⑤。当时东欧各国都自觉遵守斯大林对国际共运所作的分工安排，同样新中国对于苏联在东欧各国中间的绝对权威也给予了完全尊重，对于斯大林的分工建议也自觉遵令行事⑥。

       因此50年代初期，在新中国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初步交往过程中，大家首先都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发展经贸关系这一方面。早在新中国尚未成立之时，东欧各国就已经开始筹划并安排自己的对华贸易工作⑦。当王稼祥被任命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同时还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负责与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时，那些急于同新中国开展贸易的东欧国家，就纷纷通过在莫斯科的代表找到他，以求取得与中国的贸易联系⑧。所以当1949年底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从王稼祥处了解到东欧国家的这些诉求之后，便立即要求国内作好与这些国家做生意的准备⑨。

       民主德国自然也不甘人后，虽然建国时间相对较晚，但它也想尽快能与新中国发展贸易，并且在发展对华贸易问题上，民主德国政府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互通有无，从观察此后中德⑩两国就1951年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就可以发现，民主德国试图通过在对华贸易关系上可能占据的优势地位，以增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一、1951年中德贸易协定的谈判、签订及其影响

       当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有关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时，民主德国也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进行两国贸易协定的谈判。1950年1月2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求赴苏谈判的民主德国外贸部部长汉德克(Handke)要利用在苏联的机会同中国代表进行接触，为能够在6月初签订中德贸易协定进行事先协商，并同时向中方提出交换两国外交使团商务代表的要求，其中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外贸部要以能够代表中国与联邦德国企业签订合同作为谈判的目的(11)。

       3月21日，汉德克便与李富春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会谈伊始，他便向李富春开宗明义地强调，民主德国在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中必须扮演重要角色，并向中方递交了一份为其后贸易谈判所准备的建议清单。李富春则表示，中方现在尚无法就两国贸易协定提出具体建议，所能提供的具体货物种类与数额也无法确定。对于德方所提出的建议清单，中方所感兴趣的东西主要集中在建立企业工厂所需的成套设备，各种机械制造设备，电子、化学、光学产品、冶金炼钢以及铁路轨道，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急需的。除了苏联的援助外，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希望能得到民主德国的援助，汉德克则再次强调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政治意义，并称北京、莫斯科、柏林之间的友谊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拥有决定性意义。(12)

       在发展对华贸易关系上，民主德国政府着重强调自己要在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之间扮演重要的代理人角色，即作为新中国的唯一代表与联邦德国开展贸易活动。之所以向中方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和当时统一社会党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密切相关的，而统一社会党在德国问题上持什么样的立场，又是由苏联和斯大林的德国政策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