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僧人玄应所著《一切经音义》(下文简称“《玄应音义》”)二十五卷,汇总有其为465部佛经所作音义①,是研究唐初语音的重要文献资料。周法高(1948、1984)、王力(1980a)、上田正(1986)、黄仁瑄(2005)、黄坤尧(2006)、李吉东(2006)等先后对其音系做过研究。 《玄应音义》中的唇音,周法高(1948:387-391)通过系联,归纳为帮、滂、並、明四个,周法高为显现它们按等分用的趋势而根据系联情况将唇音四母各分成两组,但这两组并不代表不同声母。周法高(1984:204)后来又对此结论做了修正,认为《玄应音义》中“轻唇音有独立的趋势”,“可能已经读作了pf-、pf‘-、bv-、mv-了”。王力(1980a:18-19)则运用反切比较法进行研究,认为“玄应反切中,帮系与非系混用”,“轻唇还没有从重唇分出”。上田正(1986:174-175)列出的“反切上字表”中唇音只有帮滂並明,各声母三等分A、B、C、D四类,A类和B类所列都是后世重唇音字,C类和D类所列则是后世轻唇音字,可知上田正认为轻重唇音并未分化。黄坤尧(2006:8-11)则认为“排除少数的例外情况,玄应的轻重唇音绝对是可以分立的”,“连明、微也能分开”。黄仁瑄(2006:29-30)只考察了梵汉对音材料,认为“玄应音系中的唇音声母可以分立”。李吉东(2006:32)据反切系联分唇音为帮、非、滂、敷、並、奉、明、微八类。 以上诸家研究中,王力和黄坤尧未对材料进行全面考察;周法高、上田正限于反切系联法的不足而对唇音分化持犹疑态度;黄仁瑄只考察了梵汉对音材料,未涉及更能直接反映玄应语音情况的反切材料;李吉东只列出结论,未见论证。他们都有一个明显不足:研究方法较单一,难以对现有材料中包含的丰富的语音信息作全方位分析,故而结论多在疑似之间,难以令人信服。 1.科学研究需要多种方法综合运用 戴庆厦(2013:109)在讨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方法论时指出,“要深入揭示语言内部规律、理清各种语言的关系,深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必须坚持多元的方法论,即通过多角度观察、使用多种方法来揭示语言的奥秘,而不能是一元的、单一方法的”,因为“不同方法都是在不同时期、依不同国度的特点产生的”,“各有长短”。 在以历史文献为主要对象的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同样需要多角度观察和多种方法综合运用,以便取长补短,尽可能分析其中的有效信息,直达语言事实真相。具体到音注材料的研究上,目前常用的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在单一使用时都有某些局限和不足:这两种方法在音注研究中都只能证明音类合并而不能证明音类分立。例如,陈澧(1984:3-4)系联《广韵》声、韵类时就碰到“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如何排除非同类而确认二者同类,系联法无能为力。又如,反切比较法受到所采用的参照系和反切用字偶然性的限制,对于某些音类的分立也难以着力(我们另有专文《关于反切比较法的四点思考》进行讨论)。为了尽可能全面分析音注材料中的语音信息,我们根据材料研究的实际情况,在已有反切系联法、反切比较法、概率统计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译音辨讹考察法、反切用字分析法、并注多音对立考察法,以揭示音注材料中存在的音类对立的信息。 1.1 译音辨讹考察法 佛经中有很多译音词,一些早期的译音词由于来源不同、译经师不同、时地变化等原因,被译词和译音词的语音对应关系到较晚的时期已经有了差异,后来的佛经注释者为了提醒佛经阅读者,不单在注释中将这些用时音读来已不甚准确的旧译译音词指出来,还提出正确的、符合时音的新译译音词。如果将这些后期注释者认为错讹的旧译译音词与其改作的新译译音词进行语音上的比较,能够发掘一些音类分立的信息。这种将对译同一梵语的旧译译音词与新译译音词的音节进行比较、以考察改作者语音特点的方法,可以称为译音辨讹考察法。
这一方法前辈学者已经使用,如施向东(1983:30-31)在研究玄奘语音的舌音和唇音时就用到此法。施先生将同一梵语所对应的玄奘改译新译名与旧日译名比较,发掘其中的语音对立信息,从而证明“玄奘的方音中泥纽和娘纽是不同的”、“轻重唇音的分化在玄奘时代已经发生了”。 1.2 反切用字分析法 反切用字分析法指对同一条切语中的被注字和切语上、下字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比较它们在声、韵、调方面的异同,找出其中存在的音位对立,以此证明研究对象中相关音类的分立。此法的基础是反切结构规律“切上字必不与被注字同韵类;切下字必不与被注字同声类;切上字与切下字必不同声类,亦不同韵类”。王曦(2012a:53-59)将其称为反切用字分析法。
此法在证明近似音类分立的研究中效果很显著。周法高(1948:399-400)在讨论《慧琳音义》中非、敷分立的问题时,就曾运用过此法进行论证:“有一些敷纽字用非纽字作切语下字,如斐(孚非、斐非),霏(孚非),肺(妨废、孚废、芳废),敷(芳夫④),纷(芳分)。非,废,夫,分皆隶非纽。假使慧琳非敷同类,便不会有这一类切语出现了。”“应该把慧琳非敷纽的字分为二类。”正因为反切用字分析法提供了非、敷分立的确凿证据,周先生才能“不依少数字之错杂而泯紊有系统之部类”。 1.3 并注多音对立考察法 在归纳玄应作注的注音条例时,我们发现:玄应在同一词条中为同一字并注二音或多音时,其所注各音必定互不同音。根据这一条例,可以通过对同一词条中同一字并注多音现象的考察,找出其中的对立,从而确认某些音类的分立。我们称之为并注多音对立考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