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释义及其释义模式》（钟守满、孙崇飞2012）一文曾对“隐喻是否具有确定意义”和“隐喻意义是否可被非隐喻性语言充分描写”进行了论证，认为特定语境中的隐喻具有确定意义，这使得隐喻释义具有可行性；考察Goddard（2004）隐喻释义模式后得出“尽管NSM理论可作为释义隐喻内容的描写工具和释义方法，但该模式并不充分”，其不足有三：一是释义过于宽泛，无法将隐喻与其它相近的辞格（如转喻）区分开来；二是未对词语的字面义进行多元理解；三是未对心智意向性（徐盛桓2015：7）进行充分考察，从而过于重视释义模式的普遍性而忽略说话者个体间差异。鉴于此，本文认为：甄别隐喻和转喻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描述二者各自的“动态意义增值”过程；Goddard未对语词字面义进行多元理解的原因与以往研究（Fauconnier & Turner 2002；Lakoff 1987；Lakoff & Johnson 1980）相似，即仅注重对隐喻“后台”（backstage）认知过程（概念层面）的考察，相对忽视“前台”（frontstage）认知操作（语言层面）；Goddard忽视心智意向多样性的原因在于其对文化语用普遍模式的追求，这从其“民族语用学”研究可见一斑，对心智意向的忽视导致其释义模式的生态学效应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Lakoff等人的“概念隐喻”理论还存在多宏观语用推理、少具象化表征的弊病。Gibbs（2007）曾指出：虽然认知语言学家并不必像认知心理学家一样做实验，但应该注意假设形成过程的一些重要特征，努力以一种可被其他学科学者验证或证伪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假设或经验发现。换言之，认知语言学（下文简称CL）应将其假设以一种可被实验或经验证伪的方式表述出来。因此，认知语言学家应更好地完善其研究方法，不仅做到使其研究经得起实证的验证，而且还要易于实证的考量。如能做到这一点，CL必将在认知科学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针对上述不足和问题，我们认为现有隐喻研究尚存以下四处“短板”：一是对隐喻现象的复杂性认识尚浅，存在“据简概繁”的不足；二是仅注重考察影响隐喻理解的单个或部分变量，未对隐喻理解过程中所涉相关变量及其相互间功能耦合关系进行系统分析；三是未对隐喻现象进行发生学层面的多元考量；四是未提出真正具有析因性（causality）、语言揭示性和易于其他学科验证的严格遵循认知承诺的隐喻释义模式。可喜的是，现行认知神经科学的相关实证研究为解决上述不足提供了有效实证依据和理论启示。因此，能否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相关证据提出一种综合考虑语言使用者“前台”及“后台”认知过程、心智意向和语境效应，既能析清影响隐喻概念映射及其整合的相关变量，又能厘清变量间功能耦合关系，兼能准确模写隐喻语言理解中“动态语义增值”过程的释义模式，这成为隐喻释义的关键。唯有如此，才能使隐喻释义在既具心理真实性和解释充分性的同时，兼具语言揭示性。 2.隐喻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及其理论启示 比喻语言研究不仅处于语言研究中心，而且处于认知神经科学事业的中心（Coulson 2006：247）。尽管弄清大脑哪部分脑区参与比喻语言处理的相关研究非常重要，但认知神经科学家不应仅拘于为隐喻研究者提供一份脑区清单，而应考虑更为艰难的课题：将比喻语言理解的现有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与其释义模式建构有机结合起来。 2.1 隐喻处理的反应时研究 任何科学研究在面对错综复杂的表象时，最佳研究方法便是从最简单的现象入手，依次引入其他相关变量，进而在考察更多现象的基础上丰富理论体系，语言研究也不例外。通常情况下，字面语言被人们默认为语言理解的最简起点。 直觉上讲，人们普遍认为大脑对字面和非字面语言的处理无论在处理速度还是难度上都具有差异。标准语用模式（Standard Pragmatic Model，参见Coulson & Van Petten 2002：958）认为话语的字面解读在时间进程上具有优越性，即字面意义的处理是强制的、自动的且不受语境信息影响；比喻意义的处理是衍生的、可选的，其产生条件是字面解读与语境信息发生冲突，即二者间存在语义冲突（束定芳2004：31）。因此，字面理解单阶即可完成，但比喻语言理解涉及两个或更多阶段。依据标准语用模式，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隐喻具有特殊性，其处理机制和字面语言处理机制具有质的不同；（2）字面语言处理早于隐喻语言。由于语义冲突的存在，比喻语言的处理时间和成本理应分别长于和多于字面语言。但是，大量隐喻语言理解反应时的相关研究表明隐喻理解速度并不慢于字面语言理解速度：字面和隐喻意义在语言解读过程中同时激活并产生竞争（Gibbs 2013）。Ferretti和Katz等人（Ferretti et al.2007；Katz & Ferretti 2003）还发现，在现实社会语境中，听者可直接理解隐喻、讽刺、习语、谚语和间接言语行为，而无需在此之前对字面语言进行分析和否决。这些研究无疑验证并支持“直接可及观点”（The Direct Access View，参见Giora et al.2015：130）：只要语境足够支持和明确，比喻语言在心智处理层面和字面语言并无二异，人们可直接对其进行理解而无需优先分析和排除不适宜的意义。因此，许多隐喻处理模式认为字面和非字面语言理解机制相同（Evans 2010；Gibbs 1994；Yang et al.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