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历史发现，中国古代统治者把很大部分的审计职能置于御史监察中。 首先，御史主要负责财经法纪审计，可谓经济领域的“反腐高手”。人民网曾报道称，在古代，扮演反腐这一角色的是御史府或御史台，当然后来也有都察院之类的称谓。御史不理庶政，过去叫“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邸”（《明史》），这是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内容。 其次，御史对财政财务审计之权逐渐加强。如秦汉时，御史参与上计察计簿，具有一定的财政财务审计职能；唐宋时，六察监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对户部的监察主要是对国家财政财务总收支总预算进行监督，也就是财政财务审计；元明清时，御史（或科道官）兼职进行财政财务终审。 再次，御史参与对官员经济政绩的考核。如，秦汉时，御史大夫是上计的主持者之一；北宋时，御史对守、令考课有复审之权，且直接对诸路监司进行考核；南宋后期，御史台逐渐成为负责地方官考课的最高机构；明清时，科道官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主持者。 总之，古代的御史监察机构地位高、权力大、存在的时间长，在古代发挥了重要的审计监督职能，把审计职责置于监察机构中。作为监督管理官员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中国古代审计的一大特色，直到近代民国时期，审计部仍隶属于监察院。 中国古代审计起源于对官员的考核，即关于夏禹会稽的传说和后来的上计。这与古希腊审计源于官员离任时的经济责任审查如出一辙。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对官员经济政绩的审计由国君或最高一级大臣主持；魏晋南北朝出现吏部后，对中下层官员的经济政绩考核基本由吏部负责。但总的说来，在古代社会，通过此种形式对官员经济政绩审计作用发挥还比较有限，也有的流于形式。 从中华民国时期开始，北京政府在审计职责上，仿效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置了近代新型专职的审计机构统揽审计工作，从此改变了古代把审计职能分散于各个政府部门执行的状况。这是中国古代审计转化到近代审计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古代，一方面，审计的这种“代理人”身份，决定了其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在一定范围内是有限的，它必须服从于最高统治者或上司，其独立性是相对于被审计对象而言。一般说来，外部审计独立性较高，内部审计独立性相对较弱。如御史台（或都察院）对贪官污吏的纠缠是否有效，最后决定权在皇帝。 但另一方面，由于“御史”作为独立的监察机构，是直接受皇帝指挥。因此，监察御史、科道官等品秩虽低，但可以弹劾包括丞相、王侯在内的高官显贵，可以审核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各级衙门的财政财务收支，较少受被审计对象的制约，这又是其审计独立性较强的表现。 此外，还有比部、考功，他们分别是刑部、吏部的一个部门，必须受刑部、吏部长官的制约。但他们作为全国财政财务审计和经济政绩审计最高的常务机构，对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衙门的审计，也具有较高独立性，具有终审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