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到2013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了8.3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最新汇价（PPP）估算，2014年美国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则是17.6万亿美元，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韦森，2015）。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有目共睹，将其称为“中国奇迹”并不过分。反思中国过去35年的高速增长的原因，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林毅夫等，1994；张五常，2009；许成钢，2011；吴敬琏，2010；吴敬琏，2012；张维迎，2010）。韦森（2015）认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独特历史时期，政府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最大限度参与、鼓励和驾驭市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和主要驱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把发展经济和促进市场发育成长，作为自己执政和施政的主要目标。全社会各级政府和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投入到发展经济之中，成为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推进了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政府官员腐败的大面积发生，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已经构成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其中，尤以腐败的危害最为严重。 转型时期，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共同配置资源，形成了我国特殊的双轨制经济体制，某些人便开始利用双重体制之间的缝隙与漏洞进行寻租活动，运用干预经济活动的行政权力谋求个人利益，从而形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腐败，特别是公职人员的腐败，是国家治理的严重威胁。腐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Bardhan，1997；万广华和吴一平，2012），更有研究表明，与贪腐官员相关联的企业市值在官员落马后可折损约20%。腐败是权力的异化，它打击了政权的合法性，动摇了国家治理的合法基础，破坏了国家治理的公信力，如果任由腐败发展蔓延，将最终摧毁社会的凝聚力（范博宏，2015）。虽然自2013年以来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官员贪腐事件仍然层出不穷。2013年8月19日，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国腐败问题引发全球关注》的文章指出，2013年上半年，我国全国监察机关收到超过60万份贪腐举报，比上年同期增加76.5%，最高检察院对其中13842名涉嫌腐败的官员进行调查，涉案金额高达17.7亿元人民币①。面对严峻的反腐形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反腐作为中心议题。 国家审计以权力制约权力，具有反腐败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反腐倡廉，是所有国家审计机关不可回避的重要职责②。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强化审计的监督作用，推进廉政建设，“揭露以权谋私、失职渎职、贪污受贿、内幕交易等问题”。事实表明，国家审计一直以来都将查处违规违法问题作为工作的重要方面。仅2010年，我国各级国家审计机关就审计和调查15.7万多个单位，移送案件线索3092件，审计领导干部3.69万名，查出领导干部对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问题金额249亿元，82名被审计领导干部和465名相关人员的问题被移送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因此，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权力运行的“紧箍咒”，同时也是反腐败的利剑，对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虽然从宏观上，腐败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一些研究仍表明，在微观层面上，腐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却可能是正面的，原因是腐败降低了受低效率政府影响下的市场的交易成本（赵颖，2015），腐败使低效率企业取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排挤了不以腐败为竞争手段的企业，而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竞争力则取决于企业绩效，低效率企业的增加无疑会拖累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那么，我国是否存在腐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某种联系？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微观联系，那么，腐败与企业发展的关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国家审计能否通过发挥治理功能，推进廉政建设，监督政府权力运行来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平稳增长？这些问题显然具有研究的必要性。迄今为止，对国家审计治理功能与微观企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采用世界银行2012年在中国进行的2848份微观企业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国家审计一腐败一企业发展”的研究框架，一方面研究国家审计、腐败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将腐败治理作为国家审计与企业发展的中介变量，研究国家审计能否通过腐败治理促进企业发展。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刘家义，2012）。具体来说，国家审计将通过约束政府行政行为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为企业的成长提供更加适宜的外部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宋常，胡家俊和陈宋生（2006）较早地就国家审计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国家审计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的结论。李明和聂召（2014）的研究表明，国家审计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却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且他们发现，国家审计对于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实现的。韦德洪，覃智勇和唐松庆（2010）也发现，国家审计能够有效保障财政资金的运行安全。相关的研究还包括马东山（2014）、李明（2015）、宋达和郑石桥（2014）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