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简介 宋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警训子孙不可诛杀大臣，而刻着“太祖誓约”的石碑则被锁在了赵宋太庙的一间密室中。自明末清初时王夫之、顾炎武初次论及此事起，“太祖誓约”已成为了建构宋史的一则核心议题。①这则传说触及了宋史研究中的许多重要议题，比如宋太祖的历史形象、宋朝皇帝的仁治、宋廷皇权与官僚集团利益的关系、以及宋朝“尚文轻武”之传统等等。近十年来的宋史研究极为重视宋朝所崇尚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独特理念以及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盛世”的历史地位，这些研究也让学者们得以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宋太祖誓约”这个传统课题。② 1941年，史学家张荫麟先生首先对太祖誓约传说的历史根据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关于这个传说可考的来源仅有两个，而这两个来源的文本都存在着明显的问题。第一个来源是曹勋(1098-1174)在建炎元年向宋高宗上陈的一则奏文，该奏文说，当时已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命他向高宗转述了太祖的这则誓约。第二个来源是题名陆游(1125-1210)的《避暑漫抄》，其中记述了太祖誓约的详细内容。张荫麟注意到，虽然北宋史料中经常提到“不杀大臣”，但却从未提到过太祖誓约以及誓碑，他于是认为：虽然太祖誓约的内容与大家对宋代所谓“祖宗之法”的共识一致，但《避暑漫抄》中所记载的誓碑文本却纯属南宋时期的臆造。张荫麟同时也承认，宋代帝王对士大夫相对仁慈忠厚的政策对宋朝的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反面的影响：它一方面助长了宋廷无休止的派系党争，从而滞缓了行政效率；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宽松的环境，在精神上为宋代士人之独立思想与自我意识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空间，由是带来了宋代哲学思想，尤其是道学的兴盛。③ 张荫麟的质疑发表后，许多学者对他所提到的这两则原始资料的真实性进行了考证，但是得出的结论却莫衷一是。由于各个学者对曹勋奏文和《避暑漫抄》之历史真实性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也导致了学界对太祖誓约的传说是否可信众说纷纭。全盘接受者自然认为太祖誓约是可信的。④完全否认者或是持有一定程度怀疑的学者，则认为太祖誓约一说属于后人编造，并试图解释这两则材料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之所以出现在南宋史料中的原因。例如，杜文玉先生认为，所谓徽宗转述的太祖誓约，乃是高宗与曹勋为了其政治目的合谋制造的谎言。⑤李峰先生则认为，曹勋仅仅是一个信使，而这个谎言的制造者是徽宗本人：徽宗企图以此迎合高宗，以期争取自己早日南归。⑥另有一些学者对张荫麟的研究结论采取了折衷接受，他们认为，虽然缺乏可以证明太祖誓碑确实存在的史料，但誓约的内容与有宋一代“祖宗之法”的一致，证实了太祖誓约所宣扬的主旨在北宋政治中是明确存在的。⑦很多研究方法的共同点是：首先分辨太祖告诫子孙所“不杀”的大臣具体何指，然后将其与太祖之后的宋朝皇帝所实际诛杀的大臣(比如岳飞)名单进行比较，以期发现问题所在。⑧ 本文将从一个较为不同的角度对太祖誓约进行研究。我的研究方法为“文本考古”。所谓“文本考古”是基于三个原则。第一，如晚期文本所记载的某则历史事件缺乏此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在同一年代的其他史料旁证，那么此文本的这条记载之可信度实有待商榷。比方说，假设《朱子语类》中有一则关于王安石某事件的记载，若是没有来自北宋时期的史料与其互证，就只能将《朱子语类》中这条事件记载的来源时间定于南宋时期，而非北宋。这条原则的本质是界定从某事件发生的时间起，至此事件首次出现于文本记载的时间之间的间隔，并且考虑到这段时间间隔内所发生的、可能影响到文本记载真实性的各种因素。另外，也应仔细考察所有与原事件相关的各则文本的文字异同和时间先后，以及这些文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上所述是一条十分严苛的标准，若要将其正确应用于现存的宋代文字史料中，那么我们必须了解掌握这些史料是如何成书、其中每一段文本又是如何流传——而这通常是极为困难的工作。第二，每当发现一些文字相似的段落出现在不同史料中，我们应当尽力去考察之所以产生这些类似文本的缘由，并由此来帮助我们建构这些史料成文的时序。通常情况下，出现相似或完全雷同的文本段落是由于作者借鉴或完全采用了某则年代更早的史料中的内容。如果能为所有存在相似段落的史料建立正确的时序，这将很有可能为我们揭示出文本的内容、其强调的主旨、以及其相应历史环境的演化过程。第三，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些史料的成书是在怎样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之下。在用上述“文本考古”的方法来研究太祖誓约传说及其出现的背景过程中发现，曹勋这个人物及其仕途是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 曹勋生于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一生完整地经历了两宋交替之间发生的大事。宣和末年(1125)女真大军入侵北宋，徽宗不得不仓皇逊位于太子赵桓。战败后，朝野上下开始对王安石新法全盘否定，并将战败一概归咎于新党乱政。这些接连的事件引发了朝中政局的剧烈震荡，同时也引起了对北宋历史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南宋之初反对新法的思潮无形中将太祖的历史地位提升至了太宗之上，不但将太祖尊为当朝价值取向的最高准绳，而且在极度推崇仁宗一朝的庆历、嘉祐之治与哲宗一朝的元祐之治时，同时极力贬低神宗一朝的熙宁变法与恢复了熙宁法度的徽宗一朝。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当时的政治价值取向的表现，而这些价值取向也将决定宋廷南渡中兴后的政治态度。比如，绍兴元年(1131)高宗决定传位于太祖一系子孙一事，就是一则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