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亚洲的“全球之城”(global city) 1.什么是“全球化城市”(global city) “全球化城市”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提出的。该概念特指那些分布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十几个城市，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获得了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这些城市是全球化经济的枢纽和中转站，为全球化经济的运作提供金融、财务、法律和咨询的高端服务，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提供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贡献。①对全球化城市衡量的标准主要为银行、券商、股票交易中心、保险，以及海外投资业务交易的总量，也就是说，是一个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衡量标准，而政治、行政、司法、物流、交通等行业则不能成为标准。依据这些标准，目前有资格成为全球化城市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它们包括：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香港、新加坡、悉尼、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迪拜，芝加哥、苏黎世、多伦多等城市紧随其后。 2.“全球化城市”的特点和弊病 为了连接遍布全球的金融市场，全球化城市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非常严格，而且标准一致。除了语言、教育程度、知识水平、行业规范、司法等方面之外，还需要极高的信息技术水平，以便保证金融市场的24小时全球运作。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层面上的薪酬是基本一致的，这就使得全球化人才的就业市场在这十几个城市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精英阶层，而这个精英阶层服务的对象是全球化金融体系，并非本地市场。 除了核心就业市场的精英化需求外，全球化城市对于交通和物流也有严格的要求。曾经有城市地理学家对这类全球化城市进行过详细的研究，指出在这个自成体系的全球金融市场里，人才的流动除了就业市场的层面还有具体交通的一面，即工作人员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体系内的各个地方，而他们享受的服务设施、环境和质量都是在一个水准上。这些特点因此就对各地的服务行业提出了高水准的要求。餐饮、交通、酒店、娱乐、购物、住宅等一系列行业的高端精英化因此产生。 但是这样的城市生态最大的弊病是城市内就业市场的两极分化，高端人士的收入完全脱离低端服务业人士的收入。由此造成城市内部阶级的二元化趋势，阶级矛盾激化，以及城市内部消费水准的上升，我们把这个趋势称为“曼哈顿化”，因为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纽约市曼哈顿区最先经历了这样的分化。②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教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经形象地描述这个趋势为，曼哈顿的人口组成就是一些人在桌子上吃饭，同时另外一些人在桌下捡面包渣。③ 曼哈顿化使得各个全球化城市都出现了“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的现象，即非法商贩和地下市场的产生。这个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领域里都有研究。④原因并不难理解：低端就业市场的存在是全球化城市存在的必然。一个城市除了高端的金融、保险、法律、财务行业外，还需要大量的餐饮、保安、交通、物流、邮递、娱乐以及酒店等服务人员。这些员工的薪酬低，在全球化城市中为了生存，就需要依赖一个“非正规市场”即非法市场，以低价购买日用商品用以维持自身的日常生活。⑤ 上面列举的问题是全球化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城市里，新移民、青年人、蓝领阶级以及服务业低端的就业人员生活日益艰难，因此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严峻的反全球化运动。著名的有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的非法“占中”。英国最近发生的出人意料的脱欧公投结果也是这个基本社会矛盾的变相表现，以伦敦为基地的金融和社会精英们无法理解北部和伦敦城外贫民们的要求，因而使得他们要求自保的反全球化诉求通过投票得以成功。 除了这些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的运动以外，全球化城市里还存在严重的非法市场，包括毒品市场、盗版市场、走私贩私市场、人口贩卖市场和卖淫嫖娼市场等，这些被学者称之为“草根的全球化”，这些非法市场的存在被认为是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支撑着全球市场的运行，为贫困、失业以及被精英全球化抛弃的人口带来就业、消费和生活的机会。比较著名的有香港的重庆大厦、里约热内卢贫民窟内的毒品市场、纽约曼哈顿的非法摊贩和隐藏在东哈莱姆区的毒品交易。另外，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这些城市都存在文化多元的趋势以及种族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3.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 全球化城市的产生除了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以及消费模式的影响外，就是文化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地方的流行文化和思想。以市场经济为基石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强调自由、开放、个体独立的观念。这一思潮的产生本来是迎合市场经济扩张，要求淡化边界，鼓励自由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的。最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英美两国的领袖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经济政策。为了使英美经济复苏，开始全球化经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分别在各自的国家倡导私有化和全球化，并且通过经济政策协助大企业走向全球市场。与此同时，在英美国内该思潮冲击本国的工会制度，瓦解工会体系和相应的福利制度，直接导致了大企业外迁，工人失业，以及福利制度的改革，为降低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铺路，促使两国经济完成后工业时代的转型，开启以金融业、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评者们尖锐地指出，这一思潮实际是包装了的为大资本扩张服务的思想利器，是为更好地为全球化服务的，因此受益者是大资本的持有者，而劳动力和消费者总是会成为最后的牺牲品。⑥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应运而生的“碎片化”的劳动力市场，即将工会体系打碎，将雇佣合同短期化、项目化的趋势实际上是在福利、保障以及劳工待遇上的剥削，使得劳工迫于生计，在无法组成工会的情况下，以个体的力量无法达成与资方的抗衡，其只得为保障自身的利益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