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哲学史以及山水美学史中的地位是公认的，他在这几方面的建树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他的园林美学思想还没有得到重视。其实，他在园林美学方面的成就也是突出的，这与其园林美学思想表述的方式有关。柳宗元没有专门的园林论著，他的园林美学思想大量地存在于“记”这种文学作品中。柳宗元的“记”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游记，游的都是自然山水；另一类则是园林记。他的园林记记的都是“亭”“堂”“院”等，这还是园林。柳宗元并不是园林工程师，自己不做园；但他本是官员，又是哲学家、文学家，对于园林自有另一番深刻的见识。柳宗元园林记的突出特点是结合为政来谈，将为官之道与园林之道结合起来，如此，他的园林美学思想别具一格，不仅是中国古代园林美学的重要成就，对于今日的造园学和为政为人，也均有重要意义。 一、观游与为政 做园林是为了“观游”，而“观游”自先秦始，且一直遭人诟议，理由之一是“非政”，即影响为政。柳宗元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零陵三亭记》说： 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①柳宗元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谈园林的重要性的。他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心情。心情是影响思考的，“气烦”则“虑乱”，气清则思成。二是视界。为政是需要有一定的视界的。视界狭仄，认识问题往往看不清实质，找不到症结，束手无策。经常观赏视界开阔的风景，有助于培养宽阔的心胸。因此，君子需要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以获得一种好心情、一个好视界。 观游可以调节心情、开拓视界，这不算新观点，但是柳宗元将它与为政联系起来了，这就建构了一个新视点。古往今来，在观游与为政的关系上，人们多是批评它的负面性，即所谓“玩物丧志”，少有或几乎没有文章肯定它对为政有所帮助。应该说，观游的确有玩物丧志的可能性，但那是观游过分了；如果适当又适时，观游的正面效应就突显出来了。 柳宗元举零陵县为例。零陵县东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涂，群畜食焉，墙藩以蔽之”。这种肮脏的状况维持了很久，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来了个新县令薛存义。薛存义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于是他着手治理这个地方：“乃发墙藩，驱群畜，决疏沮洳，搜剔山麓，万石如林，积坳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珑玲萧条。清风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鱼乐广闲，鸟慕静深。”②风景变美了。在此基础上，薛存义盖了三座亭作为观景的场所，也在合适的地方筑就了馆舍。这样，零陵县城东山麓的湿地被建设成了一座真正的园林，柳宗元所推崇的“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这种做法类似于当今的城市环境整治：先是治污。然后依山就势，建设园林。 这样的“游息之物”“高明之具”真的能让君子去烦除忧，拓展视野，有利于为政吗？柳宗元是这样说的： 在昔裨谌谋野而获，宓子弹琴而理。乱虑滞志，无所容入。则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欤？及其弊也，则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继是者成有薛之志，则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爱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书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③ 这段话的头一句似在设问：这样的好风景真能让薛存义们获得精神上的休息，以利于他们为政吗？在这里，他举了两位古人的故事为例：一位是战国时的郑国大夫裨谌。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裨谌“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则必使乘车以适野”④。也即是说，裨谌谋事必须先到风景好的地方静静心。在野外，思考问题就成；而在城里，思考问题就不成。另一位是春秋时的宓子，宓子即宓子贱，他和巫马期都做过单父宰。宓子“鸣琴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戴星而入，以身亲之，单父亦治”。意思是宓子经常欣赏音乐，而巫马期则整天辛苦，然而他们都将单父治理好了。在谈治理单父的体会时，宓子将自己与巫马期比较了一下，说：“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劳，任人者逸。”⑤意思是，巫马期治政亲力亲为，用的是力；他(宓子)治政不都亲力亲为，用的是人。任力者很辛苦，任人者很安逸。 任人真的就那么容易吗？当然不。任人要用心，用心则需要有一种好心绪。柳宗元用这两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为政需要头脑清楚，心态平和，“乱虑滞志，无容所入”也。 柳宗元接着反问：“则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欤？”⑥这话似乎是对前一句话提出质疑，质疑有二：“观游者”真的是“为政之具”吗？薛存义之志真的出于“为政”吗？柳宗元没有作答，但答案已明，因为他下句话说：“及其弊也，则以玩替政，以荒去理”⑦，而薛存义显然不是。 到此，柳宗元将观游的利与弊两个方面说得很清楚了：利在消除烦恼、开阔心胸，有助于为政；弊在“以玩替政，以荒去理”，有害于为政。 最后，柳宗元提出：“使继之者咸有薛之志，则邑民之福其可既乎？”⑧意思是，接替薛存义到零陵为官的人，如果能继承薛存义的志向，零陵这地方的老百姓是不是就有福了呢？用的是反问句，耐人寻味! 首先来看薛存义的志是什么志？文章前面介绍薛存义来到零陵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这个“政庞赋扰”以致百姓纷纷逃亡的县换了个样：百姓“遁逃复还，愁痛笑歌”。这样，薛存义一方面完成了国家的任务，上对朝廷负了责；另一方面减轻百姓负担，下对人民尽了心。于是，社会安定，百姓欢乐。这样的志正是柳宗元要肯定的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