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6)05-0015-04 一、美学应该有自己的立足点 在我们国家已经可以向世界说些什么的今天，美学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常说的话语权问题。决定话语权的不是你的嗓门多大，声音多高，而是你的话语有无内容，是否值得人们去倾听。七嘴八舌，语无伦次只能引起人们的厌烦。要获得话语权，前提就要有自己的立足点。作为中国的学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作为今天的中国学者，要站在今天中国的角度；同时，作为美学学者，要有美学方面的积累，有可以接着前人讲的美学问题。古往今来的美学，凡是能够成为一家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无不有自己独特的立足点。虽然他们讨论的都是美或艺术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时代、民族、地域等文化元素，可以看到他们以怎样独特的话语回应了美学发展中的问题。他们是为自己民族及其文化发声，为植根于这种文化并具有世界意义的美学理念发声，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方愿意去关注，去倾听。 二、美学的发展要靠对话 就美学来讲，不是任何发生在中国的，都是中国问题，只有奠立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之上，体现着中国审美活动特性和历史趋向的问题，才是中国问题；不是任何发生在今天中国的问题，都是今天中国的问题，只有能够透出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性变革，并彰显着今天中国的审美理想和精神的，才是今天中国的问题。美学与所有的人文科学一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经济以及作为它的集中表现的政治是它的根基。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探讨美学怎样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揭示审美活动的社会和心理本源；就是探讨美学以怎样的形式参与经济、政治的变革，彰显审美活动的认知和教育功能。 但不是有了中国的问题或今天中国的问题，就算有了自己的立足点，就可以拥有话语权了。因为美学是一门科学，它有为世界所公认的一套概念和范畴，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和历史，有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所以，要想有自己的立足点和话语权，就必须学习和掌握所有重要的美学成果，知道美学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有哪些问题已经取得了共识，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还有哪些问题，并与中国自身的问题衔接起来，以便找到适合自己的契入点。 所有的美学都是对话，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与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对话。所谓世界美学就是一种相互对话，从而获取真理的机制。美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因为民族是生活在世界的民族，世界是由民族构成的世界。 三、我们曾走过的路 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从王国维、梁启超到宗白华、朱光潜依靠对中国传统诗学、画论的深厚功底以及对西方文化与美学的把握，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自己的立足点和话语权，但是就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美学尚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传统美学尚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西方美学，特别是当时已经介绍到中国来的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克罗齐的美学尚没有经过系统的批判，中国当代的审美活动中的问题尚没有经过系统的反思。形诸文字的，除了《红楼梦评论》《文艺心理学》等有数的几部著作外，大部分是短论式、随笔式、札记式的，有立论，有结论，但缺少周密的论证。即便是启蒙主义教育这样一个看似较为集中的话题，也没能够真正深入下去，相关的思想资源、理论内涵、价值取向、文化背景等都没有给予系统的讨论和梳理。 20世纪60年代，围绕对朱光潜先生的批判，将重心转入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是全国范围的一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以康德、克罗齐为代表的西方唯心主义美学的一次清理。朱光潜通过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反思确认了这次清理的必要性。蔡仪、李泽厚则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将讨论引向历史唯物主义方向，于是中国美学开始走出茫茫的思想旷野，以不同于西方的角度和语言营造自己的立足点，并进入全面思考和探究美学基本问题的时代。 四、来自西方的困扰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后现代美学思潮的涌入，这一进程受到了干扰。 对于西方美学，我们一直抱着谦逊好学的态度。出于启蒙主义的需要，我们曾经对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确实也大大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但是，随之涌来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包括后结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却打乱了我们的阵脚。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西方已经进入晚期资本主义，而我们还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由资本所带来的人格的分裂、社会的对立、道德的沦落、信仰的缺失开始困扰着我们。我们需要一种共通的理念，一种和谐的秩序，一种协调的步伐。而西方经过两百年的经营已经走向了反面，以历史性、目的性、整体性为其意念的“现代性”遭到了厌弃。自由、平等、博爱失去了曾有过的光环，蜕变成了纯粹的形式。所以他们需要一种彻底的反叛精神，需要“隔断联系，保存断片”，需要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需要解构理性、“躲避崇高”、“零度叙事”。所谓“后形而上学”、“后理论”、“后审美”，“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消亡论”作为理论，充分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无疑失去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哲学的那种创造力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