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概念逐渐成为“热词”拓展到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从而具有了普遍性的理论特征。但是，系统研究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学界尚不多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就是较早注意到这一新的研究视域的学者代表。他在《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从现代性视角出发，集中探讨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实践，这些探讨超越了单纯意识形态的界分，对毛泽东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使得“‘毛泽东’及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成为人类困境和异化悖论之普遍理论问题的一个值得深思的东方案例”①，因而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运用现代主义分析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合法性 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资源中，几乎很少出现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相关的概念，毛泽东唯一一次使用“现代性”概念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②。很明显，毛泽东此处使用的“现代性”概念更多地是关于现代工业的一种“形容词式”表达，与当代西方学术语境中的“现代性”有着重大差别。那么，运用这些在毛泽东思想构架基本处于“缺场”的西方概念来研究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是否具有基本的理论合法性与可操作性？这是展开相关研究之前必须要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在德里克看来，尽管上述研究趋向存在一定理论风险，但是它内在蕴含着特定的理论合法性，有助于拓展毛泽东研究理论视野。这主要由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构成： 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特定形态的毛泽东思想，从根基上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规定性，即马克思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内在逻辑张力也深刻地延续到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之中。尽管在西方学界，存在着关于毛泽东思想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还是“异端”的争论③，但是在德里克看来，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具有基本连续性，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此背景下，尽管毛泽东本人并未明确使用过现代性、反现代性等概念，但是就作为其理论“支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现代性的话语和逻辑张力则以显性形式彰显于马克思主义以资本批判逻辑为代表的叙事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基上而言，从属于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谱系，但是其在继承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又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主体压抑性后果的批判与反思，并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毁灭性力量的超越以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这一努力，贯穿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思想发展的整体过程。所以，德里克认为，“由现代性所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积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和毛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这个背景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背景而且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全球性背景。探究毛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能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作为其思想之构成要素的意义，也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范围内的意义”④。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全球化步伐的不断扩张，中国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武力强迫下以“被动”形式卷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因而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与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实践主题，也内在成为中国仁人志士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作为历史洪流中的一员也不例外。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所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兴起——中国缺乏通过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内部动力机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⑤。如何实现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升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求索之路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尽管在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革命话语及其历史性实践，但究其实质而言革命与现代化具有内在基本的逻辑同构性。近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武力冲击下，中国原先相对静止的封闭关系格局被打破，在与西方先进文明的对照下，原有的信仰系统——不仅仅是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的信仰，而且也包含对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所谓强大物质生产所构筑的“天朝帝国”满足与信仰——开始逐步瓦解，因而革命对象延伸拓展到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元维度。“五四以后，革命不仅意味着进步与秩序的彻底变革，还成为社会行动、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根据，甚至被赋予道德和终极关怀的含义”⑥。换言之，与旧有社会形态、价值系统、生产方式的全方位隔绝、对传统社会的拒斥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成为革命的主题。因此，就此意义而言，革命也就内在蕴含着现代化的理念伸张与价值诉求，现代化成为中国在“落后挨打”特定生存形态下革命的最终目标导向。 众所周知，就毛泽东思想的生成机制而言，既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运用，亦非是基于中国具体实践的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历史情境的交互作用。上述理论、现实双重维度与现代性问题的密切交织，为德里克从现代主义维度出发解读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合法性支撑。由此可见，上述合法性的支撑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构筑的，一方面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形态，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底色；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所形塑的社会主题，即步入现代性与批判现代性的矛盾结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德里克运用现代主义分析范式透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范式，开启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与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