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6)11-037-043 对于农民到底主张什么主义？这是一个亟需廓清的重要命题。首先应该回答中国农民是不是主张“东方文化主义”？毛泽东提出了“农民并非实行东方文化主义”的重要论断，使之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得以澄清，并对“中国农民主张东方文化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道路中，毛泽东提出了政治革命(或改革)对农民阶级落后性改造的可能性，并发现了农民的根本主张是人民民主主义。它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农民问题理论对农民价值判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农民与东方文化主义的逻辑关联 在封建主义浓郁的中国，农民与东方文化主义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无论是东方文化派，还是竭力反对东方文化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部分领导人，都在农民主张东方文化主义上有着相似之处，虽然两者的出发点不同。 (一)东方文化派片面宣扬小农意识文化的优越性 东方文化派是指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过程中，提倡复活东洋思想、亚洲文化(东方之特有之文化)，排斥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和工业文明，称“东洋文明最为健全”(泰戈尔语)。其代表人物有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中国的梁启超、杜亚泉、梁漱溟、章士钊、张君劢等，还包括一少部分西方学者，如斯本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东方文化主义”就是指“东方文化派”所主张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的思想有：在经济上，主张中国应“农村立国”，反对“工商立国”，理由是实行农村自给自治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传承和发扬农业国家的朴质勤奋是根本，将这种农村制在各省推广，国家才可以得以治理；而如果以工商立国则会因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引发经济危机，从而促进人类互相残杀导致战争爆发血流不止；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制，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因为这种政治制度不能保护农民的政治权利，而开明君主制适应中国政治体制；文化上，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认为“宋儒道学足以救济今之世”，而欧美资产阶级倡导的物质文化“颠倒乖乱”，造成了无限恼闷。反观这些主张背后的立论依据，主要就是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主张“东方文化主义”的。 东方文化主义的实质是中国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反弹。面对民族的存亡危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暴露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与腐朽，“东方文化派”是竭力标榜和宣扬以小农意识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优越性，以此来复兴中国文化，振兴中华民族。虽然“东方文化派”提出回归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来挽救民族命运，反映了国民增强民族自信的价值诉求，但“东方文化派”对于“小农”制度的依恋具有很强的落后性和局限性，未能提出科学的解决办法是其必然。这种主张至少犯了五个错误：一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将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和丑陋的原因归结为科学、市场经济或物质文明是非科学的，须知精神生活离不开物质生产，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些都需要科学技术、物质生产来不断完善。二是固守和维护封建宗法文化，错误地将“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轻物质而重心灵；儒家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这些东方封建文化奉为“人类精神上的乐土”，实则是维护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秩序。三是注重抽象的空论，而缺少实际的改革措施。章士钊提倡的所谓“农村立国”，主要是拒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奢侈生活与消费文化，回复到古代简陋的生活与质朴文化，但他并不注重农业生产，也不着手农业改革，这种缺少实际改革措施的人道主义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丝毫不会触动封建生产制度的根本。虽然梁漱溟进行了乡村改革，但在没有与反帝反封建任务相结合的以乡村教育为中心的改良运动，势必只是杯水车薪，必遭失败。四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错误的道路，在异常强大和残酷的敌人帝国主义面前，仅仅是靠呼吁“用爱来调和人类”，只会造成西方列强更疯狂的侵略和人民无辜的死伤。五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然发生的客观变化，丝毫没有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的解体，东方化的农业和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得零落不堪。 (二)早期党内关于农民主张东方文化主义的错误认识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党内关于农民的主义之争一直未得到正确的解决。党内关于农民的革命斗争愿望基本达成一致，尤其是贫农和中农。但对于农民何以加入革命运动？却成为革命纲领制定的焦点和难点。其原因除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束缚之外，根本原因还是未能认识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的特殊性，错误地将农民归结为东方文化主义者。以此理论为依据，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都忽视或轻视农民的阶级作用，这两种错误倾向在革命初期占了上风。 陈独秀认为农民主张东方文化主义，犯了机械唯物主义错误。虽然陈独秀反对东方文化派的主张，认为这真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1]603但似乎对于农民主张东方文化主义却是很认同的。如在谈到农民义和团运动时，陈独秀认为义和团虽具有伟大的革命性，却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即依附于迷信神力，而排斥西方的科学和文化，而这种缺点是落后农业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思想与东方文化派关于农民实行东方文化主义的依据是一致的。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低，政治上很幼稚、没有国家觉悟，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势力，尤其是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这种悲观的思想很严重。对于发动中国农民群众加入实际运动的想法，更是“不能实现的幻想”。他提出，中国的农民阶级虽然人口上占多数，但有三种因素决定了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一是农民居住比较分散，散漫不集中，难以发动革命；二是农民思想文化落后保守，封建宗法思想牢固，革命的愿望“不脱神权帝王迷信”，很难接受社会主义革命；三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中农的阶级利益与共产主义革命是根本冲突，即使是贫农反对地主运动也只囿于转移地主的私有权为己所有。陈独秀从经济视角对农民阶级的政治立场进行了划分，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将农民(或农村出身的人)冠以落后的价值标签则犯了机械宿命论的错误。 张国焘同样诋毁农民主张东方文化主义，取消党对农民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他认为农民是政治文化落后的阶级，农民运动就是“绿林”武装，流寇主义，必然会失败。张国焘主张农民武装“上山”去当打富济贫的“山大王”，而不能与共产党发生关系，即主张农民武装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错误观点也是没有了解农民的根本政治主张。党内也有很多同志从太平天国“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的失败、俄国1907年革命失败后，农村的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等历史经验出发，而不相信农民革命会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