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作 者:
杨东 

作者简介:
杨东,陕西府谷人,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134

原文出处:
现代哲学

内容提要:

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话语意图。战前,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话语表达,多半呈现的是“以言指事”的情状;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推动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扩展;抗战后期,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则是在力保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集中到战后中共的发展道路和前途问题上来。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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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6-0028-08

      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话语意图。但是关于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具体运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鉴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粗浅的梳理,抛砖引玉之下,冀望学界方家能有更为深入独到的研究。

      一、以言指事——战前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尽管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鉴于中共当时所处的艰难环境,毛泽东虽然在实际层面提出了抗战的话语表达,但是在具体概念运用上,多半呈现的是“以言指事”的情状,更多的还只是集中在对“抗日”这一概念的表达和运用。

      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至少在青年时代阅读《盛世危言》这本著作后,即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不过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日本更多的还是一种敬慕与钦羡。随着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毛泽东对日本侵华的愤慨与日俱增。甲午战争后,毛泽东仇日与雪耻救亡的活动即已开始。1916年,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中日“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国人”应“磨励以待日本”;中日开战,中美必将联手,“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斯亦千载之大业已”。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再次指出:“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依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纲领作为理论话语,展开了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批判。不过在1920年代,毛泽东对日本的看法,主要还是集中在思想理论层面,所谓“抗日战争”,毕竟尚未落实到具体实际。1930年代以来,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的话语表达开始逐渐鲜明,并在实际层面上提出了基本的“抗日”主张。

      就在九一八事变当日,毛泽东等人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号召白军士兵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随后迭次发表宣言,强调抗日主张。综观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抗战的话语表达,总体上还是一种单一的“以言指事”的表达,涵括在这一话语表达下,使用的是一对较为鲜明的概念意指,即“抗日”与“反蒋”。

      就“抗日”而言,此时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态度和决心,很难说已有具体层面的展开。其一,由于当时“左”的思维占据上风,毛泽东即便对抗战有较深刻的认识,也被认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②。其二,当时中央和红军所处的艰难环境,实也无法有更实际的行动进行抗战。故而从话语表达的意图中,强调态度与决心,促成抗日高潮,当是此时构建“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主要意指。一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③既如此,表明中共的抗日态度与决心,促成全国性的抗日高潮,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等人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出“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提出五项抗日主张。该年7月,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时也说,中央派遣抗日先遣队“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真正的抗日的军队”。④长征期间的两河口会议,针对日军侵占华北之举,毛泽东建议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能动员群众”。7月中旬会见徐向前时,毛再次提出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就是北上抗日”,要“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⑤

      与“抗日”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反蒋”。在毛泽东的话语表达中,“抗日”与“反蒋”既是一个相互并列的概念,也是相辅相成的逻辑概念。1933年12月,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签订的“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即体现了这样的意指。遵义会议的总结决议中,同样将“抗日”与“反蒋”相并列:“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的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⑥但是在话语表达中,二者却体现着明显的逻辑关系,即“要抗日必先反蒋”。1932年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中指出,“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与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⑦。这样的逻辑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基本成为一个共同的口号。1933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员会给上海工厂支部的一封信,就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出这一点:“为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成功,推翻国民党统治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⑧这样的话语,即便到达陕北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有着同样的表达。1935年11月,毛泽东在致东北军董英斌的信中指出:“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去打日本,打蒋介石。”⑨这一话语表达,还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强调:“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⑩及至1936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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