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5-0038-10 DOI：10.16067/j.cnki.35-1049/c.2016.05.004 历史教科书具有传承知识与服务社会政治的功能，而后者更为政治家们所偏爱。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苏联共产党开创了一个“为政治而教科书”的传统，其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共(布)党史和政治经济学等经典教科书，已超越其自身的知识功能属性，转而成为规范和指导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百科全书”①，抑或马克思主义的“圣经”②。1938年10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莫斯科出版，次年5月延安地区就有了中译本。而该书自其问世即受到中共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并在随后20多年中频繁联系中国实际展开论析，论次之多、引述之繁、评价之高、推介之切、影响之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几无出其右。事实上，毛泽东基于特定历史缘起展开的政治实践性论析活动，远不止于厘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多维文本内容，还在于框定审慎的学习策略和态度；若考察其历史价值，既具有重要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践功能，更具有特定的历史反思和时代镜鉴意义。 一 文本内容的解析 毋庸讳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名为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但实际体现的是斯大林的编撰意志。因而该文本一经出版，即被联共(布)中央认定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盛事”③。由此，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领导者，既有“义务”亦有“需要”对其展开论析。④然就其评析内容而言，既包括本体层面的文本阐释，亦有实践层面的学习规范。就前者而言，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一是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历史发生。一般来说，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历史评析，不仅需要将历史“插入”文本，同时也需要将文本“插入”的历史，借以揭示文本历史的发生和建构历史文本的价值。及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历史发生，毛泽东早在1942年3月30日撰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曾给予过“马克思主义的说明”，称其是“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并最终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光辉历史。⑤不仅如此，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大上特别指出：十月革命开创了联共(布)“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⑥再至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又一次借助于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揭示了联共(布)“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的政党发展逻辑，并特别强调中共与联共(布)的成长都“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路径发展起来的。⑦基于上述认知和解析，毛泽东得出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其所述历史发生的基本判断：“它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的第一部这样的书。”⑧仔细考察其历史旨趣可见，毛泽东上述论析名为诠释联共(布)党史的创造性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实为借此深化全党对中共党史发生的历史情境、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的把握，借此建构中共历史发生的合法性基础。 二是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内容结构。自1938年以来，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实践性的阅读者和论析者，总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与多方需求，向全党勾画出有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内容的多维结构，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功能表达和价值选择。具体说来，毛泽东首先是从历史层面进行读解，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实际包含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可资借鉴的具体方法和路径。仅以党的建设为例，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曾特意嘱咐：务必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有关介绍列宁党建活动的史实，特别是要通过与列宁工作作风的比较，教育全党参照联共(布)的党建经验，反对党八股和改进党的工作方法。⑨其次，毛泽东从理论层面进行解析，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此点从毛泽东自1939年起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多次文本“定性”即可见一斑：它是在职干部教育和党的干部长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也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心的材料”(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⑩，还是干部理论教育和学习苏联的“干部必读”书目。再次，毛泽东立足于方法论层面进行价值判定，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联共(布)科学方法论的高度总结，其中最根本的方法论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基于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务必要学习“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的科学方法，据以促进中国问题的实际解决。(11)不难发现，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文本内容的多维解析，实际寄寓了汲取历史经验、补充科学理论和习得革命方法等多种诉求。而实际上，毛泽东此举也确实有助于提升全党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认知水平，并为中共“据”之而来的理论动员和政治操作提供学习指南和文本依据。 三是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价值内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以来，如果说其著作意义是由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规定的，其文本意义则是由毛泽东等政治实践性读者诠释的。事实上，基于20世纪中国特定的革命历史语境，毛泽东曾经三次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价值进行重要阐释。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首次在“延安干部会”上提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12)1945年4月28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13)。1953年3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中再次提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结合。”(14)可以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三次界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本价值，其中既有对斯大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文本价值、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等相关判定的因袭与承继，(15)也有自我认识上的不断发展和丰富。姑且不论毛泽东的上述论析是否有拔高之嫌，抑或存有违心之意(如最后一次系为斯大林祝寿而论)，但凡经过中共政治领袖的权威性界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理论领域中便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域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也是反映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成功的”历史经验总结，更是中国革命建设可资借鉴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