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25年国共领导的五卅运动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那么，翌年夏间北伐战争爆发，则是最终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洪波巨澜。但还应当看到，“五卅”后不到10个月，三一八运动继起，更进一步促成了北伐战争。因之，从“五卅”到“三一八”，可以说是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构成了国民大革命的序幕。 学术界对这两场运动都不乏研究，但多集中于作为运动中坚的学生运动，而对于整个知识界则关注不足。实际上，二者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学生运动，它们之所以能形成震惊中外的规模与声势，也不仅仅缘于国共的推动；两场运动都是国民广泛参与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强大的民族主义激励下，工商学等各界力量的联合，为之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其中，于中国社会深具影响力的知识界的加盟，举足轻重。在各界联合战线趋于解体的三一八运动中，这一点愈加突显。所以，离开了对其时知识界的考察，对于这两场运动整体的理解与把握就难以深化。不唯如是，这场大革命的序幕，也为我们考察中国知识界(知识阶级)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思想分野及其不同趋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在20世纪20年代，“知识阶级”和“知识界”是通用的两个概念，彼此可以互代。①本文使用“知识界”，而不用“知识阶级”，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依据当下理解，“知识界”显然是较“知识阶级”含义更小的概念，这便于明确本文探讨的对象；其二，本文所谓的“知识界”，主要指教育界(不包括学生在内)与新闻界。这与蒋梦麟将知识阶级定义为“各界中于学术有兴味者”，其主体是教育界与出版界不同；与周作人强调他所谓的“北京知识阶级”乃指“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②则是相通的。于此，又需指出以下几点：(1)教育、新闻界都是当时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不容轻忽。陶孟和认为，“五四”后的教育成为一种势力，原本无足轻重的教育界一跃成为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政党等一切活动的重要枢纽。③新闻界掌控舆论，其社会影响力同样巨大。作为两大惨案发生地的上海与北京，教育、新闻界的发达程度和实际影响力，均堪表率全国，二者联手之举足轻重，更不难想见。(2)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教育界尤其是大学教授，多一身二任，往往同时也兼充国内重要报刊杂志的编辑者或撰稿人，故教育、新闻界具有人脉上的统一性。《现代评论》、《语丝》、《猛进》等周刊多出自北京大学教授之手；《晨报》、《时事新报》、《京报》等大报，也都不乏学者名流的身影，而张东荪、潘公展等著名报人则列名于上海教职员联合会，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在时人眼里，“知识阶级”、“知识界”的提法，多不包括学生在内，如丁文江在《高调与责任》中特别声言“学生以外的知识阶级”，④那是为了突出自己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京沪知识界的强烈不满。本文持同样观点。 一、新闻界的奋起：从陈独秀的愤激到孙伏园“苦痛中的快乐” 自有了现代报刊杂志之后，近代任何重大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都不可能没有新闻界的参与并借重于它的舆论推动。也唯其如此，在五卅运动中，报刊新闻界的作为，自然首先成为考察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维度。 五卅惨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具有必然性；但作为重大事变本身，又具突发的性质。报刊新闻界对其反映有一个从惊恐漠然，到愤然而起的短暂转变过程。上海作为半殖民地城市，报界虽称发达，舆论却是基本被殖民者所控制，言论并不自由。惨案发生前不久，陶孟和在《在上海的几个印象》中即指出，“上海已不是中国人的都市”，“上海的中国大报纸并不代表上海的舆论，至少也不能影响上海的舆论”。⑤惨案发生后，西报一味渲染所谓民众的“排外”、“赤化”，对于华人揭露真相的文章一律拒载。故有人只好将文章匿名寄到数千里外的北京发表。⑥上海日报公会通告沪上各报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惨案问题，但意见不一，会后由《申报》将公告小样送各报同时发表，最终竟无一家肯登。⑦实际上，自顾正红案以来，各报都噤若寒蝉，1925年5月31日，上海各报对五卅惨案虽有报道，但都无非口将言而嗫嚅。所以，《国闻周报》有文评论说：“这几天上海人心的激昂和报纸的冷静，几几乎是反比例”，“上海报界之冷静，正和乡下人不敢得罪乡约们的情形一样，却是越可见静穆的悲哀，才真是彻骨的苦痛”。⑧而陈独秀的愤激也不无道理：“全国的报纸，除青岛《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顾正红被杀时，上海各报馆听了工部局的命令，连许多事实都不敢登载。即至现在大马路两次惨杀，上海各报仍是没有一点热烈的批评，连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这样……真令人认识中国新闻界的人格了!”⑨他因之感慨，中国民族运动中最勇猛的先锋，唯有热血可敬的学生。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5月31日，潘公展、戈公振等在上海记者联欢会例会上，除报告案情外，即临时动议一致表示公愤。会议最后推陈布雷、张静庐、戈公振等致电外交部上海交涉员力争，又致函各地新闻记者采取一致行动。⑩自6月1日起，沪上报纸开始竞相以大篇幅报道惨案真相及全国各地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浪潮，形成了浩大的舆论声势。这表明新闻界开始走出“静穆的悲哀”，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之中。只需查看《申报》与《时事新报》1日的时评，便不难发现，前后相较，两家报纸的态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这并不足奇。当时有人感叹中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能齐心协力：“这回的运动普遍性了，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在暗中帮助似的”。(11)这种所谓“不可思议的力”，就是民族主义。张国焘曾回忆说，“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12)英帝国主义者不仅制造了五卅惨案，而且在随后几天中，又肆无忌惮连续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这犹如火上浇油，令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愈益迸发，不可遏止。强大的民族主义影响力，对于新闻界绝大多数同仁来说，同样“也是超过一切的”。这也表明，西报操纵上海舆论掩盖真相的局面，被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