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11-0164-16 揆诸近代欧洲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以语言、种族、宗教及共同的历史经验等作为基本的社会文化依据。其中，致力于在各阶层和族群中推广统一的国家语言，成为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在中国从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变中，追求民族共同语的努力，则主要体现为国语运动的持续展开。国语运动历经周折，最终以北方方言为语言基础，创制了具有统一读音、语汇、规范语法并适用于全体国民的共同语言。这一运动由专家学者和民国政府共同推进，它无疑代表了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取向。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其实还曾出现过一种有意对抗国语运动的潮流，即1930年代后勃兴的汉字拉丁化运动。汉字拉丁化(时人又称之为“拉丁化中国字”“拉丁化新文字”或更为简明的“新文字”)主要由左翼文化人发起，是一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且持续时间超过20年的激进文字改革运动。①汉字拉丁化运动的激进性，不仅表现在其彻底废除汉字的决绝态度，还体现在其猛烈批判国语运动的姿态。国语运动原本已内含着地方性(方言)和民族性(国语)之间的深层冲突，拉丁化运动则不仅放大了这一冲突，还将民族自决和阶级革命等政治议题引入其间，最终表现和凝结为一种相当特殊的主张——书写方言口语。此种语言主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代表了左翼对民族共同语问题的主流看法，不仅在当时激起了很大舆论反响和社会争议，而且在1949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仍在语言学界、文学界颇有余响，甚至一度影响到了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 在史学界，尽管关于汉字拉丁化运动的个案性研究并不少见，但综合研究却鲜有突破性进展。尤其对运动所揭橥的“拼写方言”这一核心主旨，一直以来都缺乏细致的历史考察。②本文对这一核心语言观念之渊源流变的历史考察将揭示：拉丁化运动试图以代表大众的“普通话”来替代“资产阶级的国语”，让各种方言都平等地构成“普通话”的语言资源，这种看似偏颇的主张，既是对国语运动固有内在矛盾的“矫枉过正”式回应，更是阶级政治框架制约下的历史产物，可以说，它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潮之间有着很深的纠葛与互动。其中，马列主义经典尤其是列宁关于民族共同语的论述，是影响左翼和中共文化人理解语言问题的关键思想资源。拉丁化运动中频繁出现的“国语”“普通话”和“方言”这些关键词，也由此超越了单一的语言名词，而演变为承载政治诉求的特殊概念。因此，本文的研究也期待能为今人反思近代中国语言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具体个案和一种新的视角。 一、与“国罗”立异：汉字拉丁化运动的由来与特色 五四之后，在“全盘反传统”思潮的鼓噪和趋新文化心理的辐射下，从工具性能角度认定西方拼音文字优越且有可能取代表意性的汉字，逐渐成为新文化人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认识。③这种认识在文字改革实践上的具体体现，即是分别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20世纪30年初诞生的“国语罗马字”和“汉字拉丁化”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拼音方案。 国语罗马字方案(为行文简洁起见，后文统称“国罗”)主要由语言学家赵元任创制，其主要鼓吹和推动者则包括钱玄同、黎锦熙、白涤洲、刘复、林语堂、萧迪忱、周辨明等国语统一筹备会的骨干成员。这一具有典型学院气质的拼音方案，于1928年在国民政府大学院获得正式通过。尽管“国罗”方案具有表音功能健全等突出的技术优势，又被赋予了合法的官方身份，但是，一方面其时教育部在国民语文教育中着力推行的乃是“注音字母”，另一方面“国罗”派向来不注重社会宣传，以致其传播始终局限于专业的学术精英圈子。④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汉字拉丁化方案在20世纪30年代初浮出了历史地表。1930年前后，受苏联、土耳其等国家拉丁化运动促动及“国罗”方案合法化的直接刺激，留苏的瞿秋白、吴玉章等在莫科斯东方共产主义大学等单位汉学家郭质生、史青萍的协助下，创制了后来被简称为“北拉”的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该方案的最初推广，体现出浓厚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色彩，实际上被纳入苏联正在展开的庞大文字拉丁化改革之中。⑤1933年该方案经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引进中国，并借助1934年大众语论战的历史契机，开始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⑥大众语论战之后直至1937年初，配合反对国民党文化复古主义的斗争，部分左翼和中共文化人从文化大众化视角，对汉字拉丁化进行了密集的宣传，使其成为当时文化战线上一个颇具热度的文化议题。在左翼思潮席卷知识界的20世纪30年代，拉丁化倡导者诉诸大众立场，愤慨揭示汉字造成的文化阶级壁垒，因之吸引了相当数量的青年，并在舆论上迅速形成了压倒“国罗”的优势。⑦1936年之后，伴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共政治路线由阶级斗争向民族革命的转移，以及国民政府对骤然勃兴的拉丁化运动实施查禁，汉字拉丁化的宣传热度有所下降。不过，由于战时民众教育和抗战动员的迫切需要，拉丁化方案得以真正进入教育实践领域，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被完全“合法化”，且被指定为边区冬学运动中的“扫盲”文字。但是，由于抗战形势的急速变化和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等深层原因，冬学扫盲运动和拉丁化协会、干部学校在1943年亦基本陷入停顿。⑧此后直至内战结束，拉丁化运动整体趋于低落，声势不复从前，但上海和香港两地仍有坚定的支持者继续从事方案改进和理论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