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6-0139-10 有关1949年后中国乡村的集体化问题，学术界已有诸多的研究①，其价值与意义毋庸赘言。但认真分析这些研究，其中也存在不少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与现象，举其要者如：一方面这些研究甚少关注和思考集体化运动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上，以及如何评价这种问题意识及其影响；另一方面，许多研究的基本立场、思想依据、乃至话语风格，都没有跳出官方表达的基本逻辑：要么是对当年理论的简单重复，要么是以今论古的“后见之明”。此外，更不乏自相矛盾之论，例如，有学者一方面批评集体化时代各种措施的“激进”与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却又依据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来评判集体化的成败得失；有学者一方面把集体化的失败原因归结为“主观脱离实际”，强调其“模糊了农民的家庭利益”，无法“充分调动出其劳动积极性”，但同时又认为“农民自身的自私性难以根治”是“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在笔者看来，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深化集体化问题研究，相关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也得不到彰显。谨此，略做一尝试，并请批评指正。 一、贫困：中共视野下的乡村问题 有关集体化体制建立的背景与旨向，既往的研究主要强调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高层的社会理想、特别是向苏联经验(超经济提取农村积累以发展工业)的学习等因素②。不能否认这些因素的重大影响，但整体上看，这还不是其逻辑的原初点，更具有底层结构意义的应该是中共及其新政权的乡村问题意识，进一步说，在中共视野中，乡村问题的核心是什么?症结在哪里?这是集体化运动的起点，也是全面客观评价集体化运动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梳理中共基本文献可以发现，贫困是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特别是中国乡村的核心问题所在。 贫困落后是近代中国乡村的基本面相，在中共看来，造成贫困的基本原因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压榨，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发生根源。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上述障碍逐渐被清除，中国乡村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但事实上，乡村贫困的基本面相并没有得到立刻改变。对此，中共高层始终有比较清醒的共识。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自新政权建立起，就持续不断地强调中国的贫穷问题。1956年初，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说，中国“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③；次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谈话中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④；1960年10月，他在接见斯诺时说，“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但并没有解决问题，“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⑤。直至去世前的1975年，他在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时，还强调说：“共产党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贫穷”。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有相似的认识。周恩来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农业生产落后，耕地面积不足，农民生活水平很低，强调“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⑥；刘少奇也曾指出：应该承认，我们在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对于乡村贫困的症结所在，中共亦有大量的、不间断的总结与反思。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一)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的落后。具体说，就是小农生产的分散性及其生产技术的落后。其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由个体农民(约一亿户)来承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使用着古老的农具，靠人力、畜力耕耘，靠人工肥料，进行小块土地的分散经营。在中共看来，这种生产方式严重制约着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1)农民在思想上表现出较多的“保守性和患得患失心理”，不利于其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2)农民无力采用新式农机具和耕作制度，不能尽快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农产量；(3)无力抵抗自然灾害，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沦为灾民；(4)生产能力低，不但不能满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自给能力也严重不足；(5)生产上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不利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⑧。 (二)自然灾害的破坏。农业生产是建立在自然环境之上的，就难以避免自然灾害的冲击与破坏。翻看1949年后中国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主流媒体的话题，有关自然灾害及抗灾防灾的讨论，可以说从年头到年尾，年年不断，难以数计。例如，1952年12月政务院会议指出：“旱灾对我国的威胁是极其严重的。三年来全国虽然做了不少的防旱、抗旱措施，但直至目前，北方地区能够灌溉的耕地面积比例尚很少，南方地区大部分的水田也还不能抵御稍长时期的干旱”⑨；1953年10月，毛泽东在相关谈话中指出，中国的自然灾害有6种，即“水、旱、风、虫、霜、雹”，它们每年给中国农村造成2000-4000万灾民，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几十年⑩；1954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农业在1953年因为有较重的自然灾害没有完成计划”，“今年因为长江和淮河流域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农业生产计划也不能完成”(11)。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及其损坏更是异乎寻常。1959年9月，农业部党组在报告中指出，该年灾情特别严重，“是解放以来所未有的，在解放以前也是少见的”(12)；1961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1960年中国的全部耕地一半以上受灾，“这样的灾害是百年未有的”，受此影响，该年农业生产计划和相关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13)。可以说，自然灾害是新中国乡村始终无法摆脱的梦魇。 (三)人口过剩造成的人均生产和生存资源严重不足。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过剩问题即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在1952年曾指出，因耕地不足而凸显的人口过剩问题，此前即有，即使土改的完成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14)；1955年，卫生部在有关“节制生育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中国的人口已经6亿以上，而且每年还要增加1200万-1500万，人口的快速增加已经使国家和家庭均感困难(15)。人口过多且增长过快，使得“吃饭”这一关乎民众基本生存条件的活动，逐渐成为中共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断予以重复和强调。例如，1953年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人口增长得太快”，每年新增人口所消耗粮食达75亿斤，使得“节育成了政治问题”(16)；1959年4月，毛泽东在致信各级地方领导时强调：“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7)；196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无论如何，六亿五千万人的吃饭问题，还是头等大事”；8月，中央又发指示强调：“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同月，中央再发指示：“坚决贯彻执行‘吃饭第一’的精神”(18)；1975年10月，《人民日报》发文强调：“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这是一个简单的、千真万确的真理!”(19)可以说，对吃饭问题的焦虑，始终贯穿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