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6-0093-10 作为国计民生的必需品，粮食之于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既是维系民生及保证作战部队士气与战斗力的重要基础，更是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物质保障。目前学界关于根据地粮食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粮食工作的档案资料汇编①，二是关于粮食问题的专著②，三是关于粮食问题的专题性论文③。这些既有成果从宏观层面增进了我们对根据地粮食问题的认识，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有待细化和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关于太行、太岳根据地粮食危机的档案资料，考察和分析太行、太岳根据地粮食危机爆发的成因及应对举措。 一、根据地粮食危机的爆发及成因 抗战爆发前，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山西各地粮食市场上的半殖民地性质已经尖锐地反映出来。地主和官僚买办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勾结，盘剥农民，打击民族粮食商业。“谷贱伤民”、“青黄不接，米贵如金”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据典型调查，1936年山西的粮食商品率只有17.36％，农民的粮食占有量和消费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当时每人年均消费水平为226.5公斤，其中贫农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192.5公斤。而地主、富农年人均消费可达312公斤④。抗战爆发后，在日伪沦陷区，由于日军的掠夺，粮食生产遭到空前破坏，产量大幅下降，“民国29年(1940)在日伪统治下的53个县(市)中，粮食产量只有87480万吨，粮荒严重，民不聊生。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粮食单产下降。据武乡、襄垣、左权、榆社等县统计，抗战前的1935年平均亩产量为131斤，到1941年平均亩产量降到123.8斤，1942年为126斤。”⑤“山西粮食由战前的自给有余变为自给不足，再加上日军的粮食战、贸易战，农业生产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全省农村十室九空。”⑥自武汉失守以后，日军改变战略方针，把主要力量放在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反复地、大规模地“扫荡”和“蚕食”，加上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极大地破坏，导致根据地的粮食产粮下降，这就使得根据地出现了严峻的粮食危机。应该说，太行、太岳根据地粮食危机的发生不是某种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方原因导致的产物。总体来看，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日伪对粮食的掠夺 正如太行区的老百姓回忆说：“平时‘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过着，可是经过日伪的几年‘扫荡’后，灾荒一来就过不去了!”⑦抗战开始后，日军为满足战时的粮食补给便采取种种掠夺办法。自1940年开始，为了解决其“粮食恐慌，缓不济急”的问题，日军更施行了“以战养战”、“就地取给”的抢夺政策，通过华北日伪政务委员会，采取“一派、二代、三统、四强”等一系列掠夺粮食的手段。当然，日军在山西的粮食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战争的推进而逐步变化，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 1940年，日军在山西沦陷区开始推行“粮食派购”政策，即用军事或行政力量廉价夺取粮食。具体而言，即按粮食播种面积来估计产量，确定收购粮食的总量，然后逐级分配任务，派购到每家每户，每户要按照指定派购数量和品种限期缴纳。日军的粮食派购总是以高额高比例硬性强派，其估产数往往高于实际产量。据祁县同蒲铁路以北地区80多个村庄统计，粮食产量高估到5000多万斤，征购量则达到2000多万斤，占到了估计量40％左右，而以当年实际产量计，派购额则高达60％-70％，这无疑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⑧。 1942年，日军又在山西广大占领地区实行“以粮代税”政策，进一步掠夺粮食。具体规定如下：每亩交纳小麦15公斤，不产小麦地区则按下列比例交纳其他粮食，即每100公斤小麦折合谷子320斤、小米240斤、玉米260斤，或其他杂粮400斤。交纳日期分为“上忙”和“下忙”两个时期，即每年的6月1日至8月底为“上忙”，10月1日至12月底为“下忙”。农民必须按期交纳，否则课以5％-20％的滞纳金⑨。以太行三专区的祁县为例，日伪规定的田赋额为85625元，1942年伪山西省公署下达额是106795元，祁县实际完成94778元，约为战前的111％，而当时日占区面积比战前该县面积要小得多，其税额折算粮食以每石4-6元计算，等于无偿掠夺农民粮食1.5万-2万石，约占粮食总产量的10％。由于日伪对粮食的掠夺，祁县当年饥荒严重，百姓食不果腹，生活备受煎熬⑩。 此外，日军还实行粮食统制和强征的政策。所谓粮食统制，即全面控制粮食。日军推行的顺序先从稻谷开始，进而发展到小麦、杂粮。1942年8月6日，日伪华北物价处正式提出《稻米统制要纲》，其中要求，统制的粮种由日本方面统制收购，中国方面负责支援(11)。1943年前后，日伪军的“粮食来源枯竭”，深感“供不应求”，进而又对小麦、杂粮实行统制。1944年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收买要纲》中规定：“除征收外尚有供出之余力时，将同时实行统制收买”。日伪政府为配合其粮食统制政策的推行，对粮食的经营活动严加限制，进而全部禁止。为了达到掠夺粮食的目的，日军除了实行粮食统制政策之外，还强征各地人民粮食，而且强征的数量往往高于实际产量。特别是从1943年起，日军借汪伪政权对英美等国宣战，要求各地伪政权实行“参战体制”。伪山西省公署为此特意制定了《山西省粮食搜集方案》，规定分配各县的收集数额必须在限期内完成，超额完成者予以记功、提升等奖励，完不成任务者予以处分。据此，山西省日占区须在当年征粮24万吨，约331万石。而据伪山西省公署统计，日占区63县总计有耕地2623.2万余亩，全年粮食产量不过1389.5石。也就是说，日伪规定的征粮数目几乎是63县正常年景全年总产量的1/4到2/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