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媒介/媒体在出现之初都可被称为“新媒体”。笔者区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一个主要标准，是看媒体向公众提供的内容，是媒体运营方编辑提供的，还是不需要通过媒体单位这一环节而由媒体用户自身创造的。所有新媒体都依托互联网，但并不是所有依托网络的媒体都是新媒体，例如，媒体机构的官方网站就不属于本文所涉及的新媒体，因其虽具有客户留言、评论等一些互动功能，但主要的内容是由媒体机构提供，而非由普通用户自主创造。 在本文中，“新媒体话语”泛指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话语。这一术语可被视为英文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discourse（CMCD）的翻译，即“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以文本为主要讯息传播方式的互动”中产生的话语（Herring 2007）。此处“计算机”和“文本”均取其广义：“计算机”泛指通过网络（局域网、因特网）与其他设备联结的、能够促进人际交流的设备，可以是台式或移动计算机，也可以是移动电话、智能手机、平板设备等；“文本”泛指文字、符号、图片、语音、视频等形式的讯息。从较早的手机短信、聊天室、网络论坛、网络游戏社区，到当下时兴的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又称社会化媒体），都是“新媒体”的例子。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依托网络的新的交流工具和应用程式不断涌现，很难穷尽性地列出所有的新媒体①。李宇明（2015：10）指出，“新媒体与语言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既是语言科学与技术开拓的新地域，又是语言科学与技术施展身手、发展壮大的舞台”。本文将以变异社会语言学和互动社会语言学②两种范式为主线，对近十余年国内外关于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进行梳理，以深化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变异、言语行为、面子与礼貌、身份建构等重要议题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变异社会语言学是以Labov（1966，1972）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变体学派，主要关注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的变异分析；通过定量分析，研究语言形式与语言使用者背景因素（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职业）之间的相关性。变异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本质观（essentialism）③的代表，把语言看作是异质有序的客体，认为语言形式与语言使用者背景因素之间的这种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只要语言使用者是女性，她的语言使用就具有某种特征，比如较男性使用的语言更为规范或委婉。因此，语言使用者被看作是无意识的、被动的，受到包括自身背景因素在内的多种语境变量的限制和塑造。 有别于变异社会语言学，以Gumperz（1982）为代表的互动社会语言学，把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大到连续的谈话和篇章，以描写和解释交际过程为主要研究任务；因其根源于语言人类学，以定性分析为主要方法，注重个人语言变异的表现和原因。互动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非本质观（non-essentialism）的代表，认为语言使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不是语境塑造人，而是人积极、主动、有意识地使用语言资源来塑造语境，标示与协商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在交际互动中协商和建构意义。 2.新媒体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 从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视角来看，新媒体语言是一种由于新的交际媒介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语言变体。因此，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在描述这种新兴语言变体的特征。然而，人们渐渐意识到，尽管有许多奇异的创新，这种语言变体与已有的语言变体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将新媒体语言变体视为同质化的观点渐渐衰落，学者们开始探讨新媒体平台上各类不同语言社团和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实践。 2.1 作为新兴语言变体的新媒体语言 最早提出“电子语言”（electronic language）概念的是Collott和Belmore（1996），认为这是英语的一种新变体。此后又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语言现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David Crystal。他将网络语言统称为NetSpeak，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与其他媒介环境下的语言相区别的语言变体，而这种变体自身又是同质的，表现出只有在网络环境下才可能出现的语言特征（Crystal 2001，2008）。与Crystal的认识论相似，一些学者也研究了其他语种的网络变体，例如网络汉语（Gao 2006；黄国文2005；陈佳璇2008）。还有学者编纂了专门的网络语言词典，如《中国网络语言词典》（于根元2001），《新华网络语言词典》（汪磊2012），《最新网络交际用语辞典》（周建民、熊一民2014[2008]）。Danet和Herring（2007）编辑收录的论文中约有一半是对网络语言特征的研究，涉及汉语、日语、希腊语、法语等语种，这些研究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相当一批关于各语种网络语言特征的研究（详见Danet and Herring 2007：12-3），其中涉及的语言特征主要有：表情符号、非规范拼写、口语体特征、地方方言特征、幽默、语码转换等。 以上研究大多都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混杂语体，糅合了书面语体与口语体的特征，因而指出网络语言以创造性（novelty）和杂合性（hybridity）为突出特征。但仅有少数学者对这种特征进行了解释，例如，Ong（1982）指出，随着社会进入电子时代，也意味着我们进入“第二口语时代”（secondary orality）。“第二口语时代”与“原始口语时代”（primary orality）相对而言，后者指在人类发明文字之前，交际主要通过口头方式完成，而电子时代的口语化则是人类已有了成熟的文字系统之后才出现的，因此称为“第二口语时代”。两个截然不同的口语时代却拥有重要的相似性，例如注重当下语境、使用模式化语言等。Soffer（2012）将当今带有口语体特征的网络语言称为“数字口语”（digital orality），认为其产生与后现代既定社会结构（包括语言结构）的消解及人们对结构的反叛有关，而看似凌乱的碎片化网络语言实际上又有其特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