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6-0146-09 一、鸦片依赖症：问题的提出 研究19世纪中英关系史的学者，几乎完全一致地认为，英国之所以对鸦片贸易钟爱有加、特别重视，是因为鸦片贸易是英国维持与亚洲乃至全球贸易的基础。英国在东方建立的殖民地与鸦片经济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建立在鸦片经济的基础上。在19世纪，鸦片对于英国政府太重要了，鸦片收入具有平衡英中贸易逆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鸦片贸易，英国既无法大量从美国购买可以让曼彻斯特工厂里的机器运转起来的原棉，更没有办法从中国购买其国内需求旺盛的茶叶。①据估算，鸦片战争前后，鸦片贸易不仅占英国财政预算的比例相当高，达10％左右，而且鸦片是英国输出品中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一种商品，其他商品则很难在东方最大的市场打开销路。“使英国贸易保持微妙平衡的整个帝国体系依赖于通过鸦片与其他商品进行贸易来榨取税收或利润而得到的资金。国家规模越大，就越依赖于鸦片”。②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在东方的贸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依赖于鸦片贸易。在鸦片贸易的链条上，英国是最大的获益者，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有学者尖锐指出：“中国民众在肉体上完全沉溺于毒瘾之时，不列颠政府和不列颠人却在经济上患上了鸦片瘾。”③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 上面所讲，是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影响而言，而且学术界的研究也比较充分。但问题的另一面，学术界关注却不是太多。即，在19世纪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染上了鸦片瘾，其实清朝政府也深深患上了鸦片瘾，即本文所说的“帝国鸦片依赖症”。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下述现象：在众多的文献中，人们都充满了对鸦片的指责、批判以及关于吸食鸦片的危害等论点，但我们却依然看到，鸦片在19世纪的中国不仅没有逐渐禁止，清政府反而实行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直至完全放开，从而导致鸦片危害越来越大。 更进一步分析，在19世纪后期，实际上不仅清政府，而且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也是严重地患上了“鸦片依赖症”。如上文所述，我们习惯于将英国以及英印殖民地作为鸦片贸易的最大的获益者，而把中国作为鸦片经济的受害者；受害当然不错，但颇为吊诡的是，同时中国政府也从鸦片经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和支持，甚至成为政府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之一。最后我们看到，不仅中国经济上依赖于鸦片，而且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也逐渐离不开鸦片，甚至鸦片“在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抵御‘洋药’的侵蚀，实现进口替代、发展及强化区域经济等方面”④，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鸦片生产与贸易在某些地区似乎还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这一点颇让人难堪和费解，但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认识为何鸦片毒害中国人如此之深、如此之久，也才能真正认识清政府为何在禁与弛之间摇摆不定，甚至明禁暗纵，最后索性将鸦片贸易视为合法并公开征税。 二、清帝国对鸦片经济的依赖 在鸦片政策问题上，清政府经历了一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清政府严禁鸦片，结果导致中英冲突，中国社会经历了19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大震荡；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第二个过程，既然鸦片不能禁止，清政府索性放开，不仅允许鸦片进口，而且默许国内自产鸦片，这是造成鸦片深重灾难的一个直接原因；第三个过程，在清王朝即将谢幕前夕，清政府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即开始全面禁止鸦片的生产、销售和吸食。其中第二个过程不仅时间长，整整半个世纪，而且影响深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从普通民众到政府财政，已经完全离不开鸦片，所以我说清帝国患上了“鸦片依赖症”。以下四个方面可以得到说明： 1.民众依赖：罂粟种植成为鸦片产区农民生存的基本手段 中国自古有罂粟种植，但19世纪以前皆为花卉欣赏、药材或正常食用之目的。用于吸食鸦片的罂粟大规模种植开始于19世纪以后，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⑤多种因素促使农民扩大罂粟种植面积，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种植罂粟能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回报，用以维持生计以及缴纳政府税收和地主地租；其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则是，经过清前中期一百多年和平环境下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增加迅猛，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严重，人们为了增加收益，往往选择收益最高的经济作物。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到19世纪后期，人地关系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见表1)。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一个世纪之内人口增长了约1.6亿，而耕地增长则非常有限，人均土地占有越来越少。就人地关系比例来说，19世纪的中国的确到了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这也是19世纪中国发生危机的最深刻的背景之一。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本的特点在19世纪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尽管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但是农业生产力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某些方面还有退步。“从我国的情况看，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农业的生产力可以说没什么革新，还有迹象表明，江南稻谷的亩产量比乾嘉时代有下降的趋势。农产品的商品化不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增进，而是由其他社会因素造成的。”⑥农民土地减少，粮食产量已无再提高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便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理性选择，比如种植茶叶、棉花、植桑养蚕等，而19世纪中期以后广大农民种植最多的经济作物是效益最高的罂粟。据国际鸦片委员会统计，1906年，中国国产鸦片数量大约为584800担，合29000吨，几乎占当时世界鸦片总产量的90％，仅四川一省就达238000担(见表2)!如果只从农民的现实处境而不是从所谓道德的角度去理解，农民选择种植上述任何经济作物都是正确选择，因为只有这些经济作物能带给他们较多的经济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