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8-0022-06 1923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部开拓性的著作，通过发挥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卢卡奇在该著中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传统。有趣的是，这部颇受瞩目和争议的著作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几乎未受到具有解释力的和切中要害的批判，却唯独被围绕在晚年卢卡奇身边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视为“惨败”，这也与我国学者的总体评价差异迥然。卢卡奇本人也多次就这部著作进行“自我批评”，于是引发了更为复杂的争论，晚年卢卡奇在理论上的“纠结”直接影响了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转向，这个思想历程对于洞察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一、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的理论困境 布达佩斯学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至今仍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在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等学派主要成员看来，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使用“物化”、“总体性”、“主客体辩证法”等概念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传统，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但是在获得广泛赞誉的同时，这部著作也逐渐暴露了其中的致命缺陷。赫勒称它走进“死胡同”，[1]费赫尔表述为这部著作的构想“崩溃”了，[2]马尔库什说，“《历史和阶级意识》以惨败告终”。[3]总体看来，他们并未否定该著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自觉地承认这部”著作对于反思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他们试图揭示的是早期卢卡奇思想中理论内核的缺陷，这些缺陷概括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无法使黑格尔哲学从属于彻底的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部分，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的贡献，并体现了转向唯物主义的特征，《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对历史进程本身的唯物主义理解，《资本论》更是明确地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利用黑格尔的逻辑学，并致力于对资本运行过程的物质批判。晚年马克思正是通过区分异化和物化克服了青年时期的实践乌托邦立场，从而彻底地超越了黑格尔。卢卡奇在回到马克思的理论道路上也是充分发挥黑格尔哲学的精神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但却未能彻底“驯服”黑格尔哲学。马尔库什说，“卢卡奇本人，把他的作品贬低为仅仅是走向马克思的‘道路’，认为主要的错误在于他没能使黑格尔的传统服从于一种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批判和重新解读，因而导致一般地把‘物化’(异化)与‘对象化’相等同，因此偏离了唯物主义的立场”。[4]对此，布达佩斯学派一致认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呼吁社会历史的具体主体有意识地干预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或者说，无产阶级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客体”，他们可以通过“总体性”这一中介，使理论转化为行动，从而改变社会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进而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样，外在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前提就变为次要的和非决定的因素。实际上，强调阶级意识的能动作用往往会忽视实际存在的生活条件，因而《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表现为对包括“泰勒制”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否认，进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有缺陷的和不成功的理论尝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唯心主义”超越马克思的一种尝试，并在理论上导致了目的论的和末世论的历史观，梅扎罗斯甚至将其概括为“比黑格尔更黑格尔化”的局限。[5]与此同时，放弃一种实证哲学，批判的客观性也随之被消解，这就是恩格斯将黑格尔视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的原因。 第二，难以面对党的道德本质与集权现实的矛盾。在卢卡奇看来，个体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对抗自身异化的强制性动力来自于个体的道德意识，而个体的道德意识又直接与当代基本的社会冲突联系在一起，因此个体的道德责任就与培育正确的阶级意识紧密联结。但是，由于个体缺乏对社会的“总体性”把握，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党来实现并完成“证明”、“培育”和“灌输”的任务。在此，卢卡奇承认无产阶级的实际意识与“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一方面，无产阶级被历史赋予自觉改造社会的使命；另一方面，党被假定为阶级意识能动的和有组织的化身，因而党的使命应该具有道德色彩，党的“思想领导”应该在道德上被接受。这样，卢卡奇就把无产阶级个体的自由自觉行动和全部个性交付给阶级意识化身的政党。正如赫勒指出的，“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是通过用灌输的意识反对经验的意识建构起来的”，[6]卢卡奇在《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策略和伦理学》、《共产主义生活中道德的作用》和《共产党的道德使命》中清晰地阐发了这一主张。可见，卢卡奇偏爱价值理性，并在未来设置了一个伦理世界或道德世界。然而，事实上，苏联和东欧各国执政党内部急剧恶化的官僚化倾向粉碎了卢卡奇的梦想。从理论上看，卢卡奇设想了无产阶级内部是同质化的，并对阶级概念采取的是非反思的态度，这就导致阶级意识或集体意志以理想化的党的形式出现，但这与现实相去甚远。关于《勃鲁姆论纲》的争论，卢卡奇的顺从态度以及卢卡奇生前的最后两次访谈都证明了这个矛盾，即对党的道德本质的诉求既是必要的，又是不现实的。这对卢卡奇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和苦涩的两难困境，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瓦伊达指出，“卢卡奇的解释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自己的‘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单个无产阶级及其总体的心理意识还不是一种充分的阶级意识，它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很明显，运用卢卡奇的理论我们不能解释”。[7] 第三，未能融会马克思的经济学。一般说来，马克思强调的是：具有历史性的具体形式是以客观的经济为中介来界定真实的生活和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而马克思晚年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而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和阶级意识》成功地回避了经济学，也可以说，从哲学的视角解读《资本论》与将《资本论》理解为哲学著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卢卡奇从“商品”出发，发展出物化理论，试图发现商品关系结构中的客观化模型，以及与之相应的主观形式，使哲学成为摆脱普遍异化的积极因素，从而回避了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客观化描述，简言之，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的揭示，不能取代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机制的经济学分析，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理论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学论证中，缺乏经济学维度就无法彰显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批判力度。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不同的，前者比后者要严重得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多地关注前者，而且他的理论取向已经通过特殊的术语与经济学说的内部争论得到阐明。然而，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却未能正视马克思的经济学，因而错过了政治与生产形式之间的具体关系问题，而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权力关系是从经济关系中引申和推导出来的。瓦伊达曾指出，“马克思的伟大的和无可非议的发现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形式的解释”。[8]而在东欧当时主要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控制着生产，它没有废除雇佣劳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中的雇佣劳动在事实上已经被普遍化。究其原因，布达佩斯学派认为，社会主义中的生产不是由固有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而是由依据政府高层的政治决策或计划来调节，而完全排除市场机制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混乱，这样就更加依赖强力的“大”政府，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也就变得彼此交织并相互作用。于是，仅仅从哲学的层面或者从“物化”的视角并未完全理解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其中的经济学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在此，卢卡奇的失败在于：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9]于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内容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10]这是致命的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