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朱光潜美学生涯中，朱光潜与西方存在主义直接相遇的机会并不多：第一次相遇在1948年6月，《文学杂志》第3卷第l期发表了陈世骧的文章《法国唯在主义的哲学背景》，这里的“唯在主义”即指“存在主义”。①因此我们判断：作为杂志主编的朱光潜，对存在主义不会完全陌生，至少他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对存在主义得到间接地了解。第二次相遇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美学热中，晚年朱光潜在一次演讲中说：“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界，不论是哪一个社会科学家，哪怕是资产阶级，都在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了一门科学，叫马克思主义学。这门科学引出了好几个流派。比如存在主义，它也自称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学说，至于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这说明马克思主义重要。”②此外，朱光潜著述再没有提及存在主义。但这并不能说，朱光潜美学与存在主义没什么联系。相反，当我们平行比较朱光潜美学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之后，会惊奇地发现：朱光潜美学许多地方弥漫着浓厚的存在主义的意味。 一、朱光潜早期美学发生之动因探析 1.现实的“烦闷”与艺术的“超脱” 青年朱光潜的兴趣集中于美学，其基本动因是：他要寻求理想的人生。1923年，在《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中他感慨道：“世事不尽由人算”，当“欲望不魇足，就是失望的代名词；失望又可以说是烦闷的代名词”。而“烦闷生于不能调和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那么，如何摆脱现实的烦恼呢？朱光潜以为方法有三：其一是“奋斗”，直至“征服环境为止。”③但他又怀疑说：“环境是极不容易征服的。”其二是宗教信仰。不过尽管宗教有种种长处，但朱光潜又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一个教徒”④。朱光潜最看重的是第三种方法，即“在美术中寻慰情剂”，这里的“美术”泛指艺术审美活动。在朱光潜看来，“空中决计不能起楼阁。美术便没有这种限制”，“现实界不能实现的理想，在美术中可以有机会实现。”也就是说，自由想象的审美活动能够使人从现实中超脱出来，在精神世界中获得一个理想的人生。同时，艺术审美活动还能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欲望与实用目的，从而获得纯粹精神上的自由愉悦。朱光潜为此举例说：“在实际上看见一个美人，占有欲就蠢蠢欲动”，但一个人站在《蒙娜丽莎》画像前，“如果曾经受过美术的陶冶，那时心神只像烟笼寒水，迷离恍惚，把世界上一切悲欢苦乐遗忘净尽了，还有什么欲望？”⑤这里朱光潜显然受到了康德审美非功利思想的影响，他所追求的非功审美分明是对物欲横流与纷纷扰扰现实的反拨，指向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人生。可见，此时朱光潜的审美追求主要不是在康德认识论体系中来认知审美是什么，而是追求一种理想的生命样式或者说生存状态。简言之，朱光潜心目中的美学是以追求理想人生为目的的。至于何为理想人生，朱光潜首先以“婴儿”比喻说：“最能超脱现实的要算是婴儿”，“他们天真烂漫”，所以“生活最愉快。人生快乐倘若想完备，一定要保存一点孩子气”。⑥“孩子气”便是王国维所谓“赤子之心”(王国维：《人间词话》第16条)，它自然而然，是生命本真的样态，同时也是审美的样态。朱光潜还评价说，《论语》里的曾点“的长处就在能保一种天真烂漫的孩子气。孔子称许他，或则也因为‘大人者无失其赤子之心’罢”。⑦ 在20世纪20年代，朱光潜多次谈论烦恼及其摆脱，至少还有一个来自他对政治的态度方面的原因。朱光潜并非一个守旧青年，在香港大学受过正规西式教育的他，对新文化运动基本持肯定态度，并很快学会了用白话文写作，也愿意参加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工作。但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越发向政治斗争的时候，他游移了，徘徊了。晚年朱光潜回忆这一时期时说：“香港毕业后”，“我于一九二二年夏，到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还“兼校刊《旬刊》的主编。当我的编辑助手的学生是当时还以进步面貌出现的姚梦生，即后来的姚篷子，在吴淞时代我开始尝到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滋味。”⑧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于朱光潜这样生性持重懦弱的一介书生，想必是难以从容应付的，内心平添不少烦恼自在情理之中。因此激进青年试图凭借改造世界的政治奋斗而使环境符合自我理想的解脱烦恼之方法，朱光潜自然毫无兴趣，对此并不抱怎样的希望。对政治，朱光潜谨慎地保持着距离，“虽是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甚至“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⑨ 这一时期，朱光潜的内心是纠结的，在《中学生与社会运动》一文中，他一方面认为：“学生去干预政治”，“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张去监督政府，也并不算越职。”另一方面对当时呐喊式的革命运动颇不以为然，以为：“所谓救国，并非空口谈革命所可了事。我们跟着社会运动家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力已竭，声已嘶了。”⑩他在《谈十字街头》一文又写道：“中国满街只是一些打冒牌的学者和打冒牌的社会运动家”，“站在十字街头的我们青年怎能免彷徨失措？”“在现时这种状况之下，冲突就是烦恼，妥洽就是堕落。无论走那一条，结果都是悲剧。”(11) 当时朱光潜正是一个良知未泯却又性格软弱的青年，1956年他回忆自己在20年代的心情时说：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青年人”“对革命是畏惧的”，但“既不满意社会现实，而自己又毫无办法，只觉得前途一片渺茫，看不见一条出路”，“这是一种很沉重的心情。”(12)这段在新政权下的自我检讨除却那些上纲上线的政治标签外，我以为大体上是可信的，基本真实反映了青年朱光潜彷徨焦虑的晦暗心境，所谓的“很沉重的心情”其实就是他此前常说的“烦恼”。 正是在这种无路可走、又不愿跟着别人(比如党派、宗教)走的情形下，朱光潜转而在艺术审美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 2.“纯正的趣味”与“生命的澈悟” 在朱光潜20—30年代著述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频频出现的关键词——“趣味”。何为趣味？朱光潜首先将它视为一种对诗的审美鉴赏力，不过它不是鉴赏者一己之主观偏好，而是在对好诗“涉猎”“广博”、受其长期受熏陶的基础上，“从极偏走到极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者的趣味”，朱光潜称之为“纯正的趣味”。所以，这种“纯正的趣味”是一种带“普遍”性的艺术修养，或者说是一种足以构成“文艺标准”的审美鉴赏力。(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