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道路即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等人聚合而成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选择作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其中李大钊和瞿秋白的贡献尤其值得研究。他们二人具有20世纪20年代先进中国人特有的素养和品质，拥有宽广而敏锐的世界眼光，对俄国道路的认知超迈而深入。从十月革命开始，李大钊即开始研究俄国道路，发表30余篇专门论述俄国革命的文章。①瞿秋白虽较李大钊晚出，但他求学北京时就开始关注俄罗斯文学，赞赏十月革命，进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特别是实地采访苏俄，多角度地考察俄国实践，留下100多万字的著述，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②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的其他人，亦在宏观理论层面从不同角度关注并研究道路选择问题，贡献卓著，但就对俄国道路的认知而言，其成果却显得相对零散和薄弱。李大钊和瞿秋白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研究俄国道路的双子星座，其代表性、典范性、论述的系统性及深入性、理论影响的深远性，均非常突出。 思考中国道路，③在当时最科学最现实的思维路径，是借助俄国道路。④十月革命为这一思维路径提供了客观依托。但有此依托，不等于就可以展开思想的自然过程。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者，之所以能够依此路径展开思想行程，端赖其知识背景所塑造的超拔识力，而这些认识成果汇聚为时代潮流，反过来又凸显其识力的超拔。⑤就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时代任务而言，根本目标是指明中国道路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至于达到这一归宿的中国方案与民族途径(以农村包围城市)，则是下一步的时代任务。正是在这一根本目标上，李大钊与瞿秋白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不仅如此，他们还对中国道路从俄国道路出发的理论起点、理论内涵等，作出了具有文本示范价值的贡献，值得人们从中国近代史、革命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循着“人物—思想—时代—社会实践”的社会关联和逻辑联系，进行一番“对话与理解”式⑥的深层思考与理性分析。 再进一层分析，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谷底”。⑦在历史的谷底与谷峰思考，其难度与价值，当然不一样。整部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在历史谷底，哪一种政治势力能够给出关于中国前途命运的科学答案，哪一种政治势力就能引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李大钊和瞿秋白围绕俄国道路的一系列思考与见解，恰好展示了处于历史谷底的先进中国思想家的超拔目光、理论高度与认识智慧，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先进性与科学性，验证了当代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渊源与历史理据。学术界对李大钊和瞿秋白的经历、著述、思想转变等，均有成熟研究，⑧唯对二人认识俄国道路之比较研究，尚付阙如。⑨因此，在世界将迎来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考察李大钊、瞿秋白关于俄国道路的思想成果，对于我们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道路的历程，无疑具有回到初始时期思想起点的意义和价值。 一、关于革命道路、革命手段与革命目标 思考俄国道路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寻出路。李大钊与瞿秋白基于唯物史观的共同理论立场与方法，已经认识到俄国之路为中国所必走。但他们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在必然性的前提下，不仅看到，而且努力揭示道路的曲折性。他们认识到，过程与必然在现实中结合，不会简单合一。曲折属于过程，而道路归乎必然。所以，在苏俄历史进程的初始期，他们就精准地预测到社会主义前途的世界潮流指向与中国未来的必然归属。正是基于对历史规律性的认知和把握，他们坚定地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自觉地选择做以共产主义为依归的职业革命家。 在李大钊的观察中，俄国革命既具有标志历史发展阶段的划时代价值，又具有决定世界走向的全球意义。如此重大之变革，必然经历最大的牺牲和痛苦。他说：“余尝考之，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⑩这是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认知，也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因此，针对俄国革命所造就的“世界新潮流”，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人们应该做好“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11)显然，李大钊将俄国革命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之中，说明并非只有俄国革命才会造成痛苦，而是凡“新纪元”皆然，这就为革命的必然性提供了学理支撑，抽离了因恐怖痛苦而拒斥革命的心理。李大钊言词中所蕴含的历史统一性、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思想内涵，昭然可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即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多样性、偶然性与曲折性，置于必然性与规律性的前提下去考察，同时丝毫不忘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与辩证关系。 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观察，因具有实感，故更加具体。他作为记者到俄国采访之际，正值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瞿秋白看到，由于经济困难，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苏俄部分原已废除的剥削制度不得不予以恢复。瞿秋白说：“工厂中的技术师，除应得薪俸及日粮以外，还可以得分红。(按这一点很可研究。初革命的时候政府要取消资本家的利息，同时实行薪给平等的制度，后来行不通，才改的。)”(12)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他敏锐地看到，某些“让步”措施，如废除余粮收集制、开放自由商业和引进外国资本等，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此，“让步”只是共产主义人间化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即使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复活，只要政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就可以使它变成巩固政权、保障民生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原则与现实可行性之间，瞿秋白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有机统一。显然，在坚定信仰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瞿秋白更多地看到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