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30余万人惨遭杀戮，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抗议、谴责和控诉。新时期以来，“南京大屠杀”成为众多影像文本叙事的重要内容，甚至出现了专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以此揭示、控诉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目前国内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主要有《屠城血证》(1987)、《南京1937》(1995)、《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五月八月》(2002)、《栖霞寺1937》(2004)、《南京!南京!》(2009)和《金陵十三钗》(2011)八部。这些电影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进行影像化的建构，激发了受众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关注，通过对民族历史的创伤记忆，唤醒民族。 一、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影像建构 毫无疑问，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的共同目标是再现历史、反思灾难。不过，由于这些电影拍摄于不同的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因此，无论是在创作观念、影像表现形式，还是叙事结构的架构和历史的再现，不同电影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着各自不同的叙述视角和故事架构，也传达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追求。 (一)历史资料的影像证明 《屠城血证》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这部电影拍摄的背景是日本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1982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对于南京大屠杀，教科书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才引起日军的激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文部省还删掉了原教材中‘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日军进行强奸、掠夺、放火……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等段落，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①日本的这一篡改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经过几十年的雪藏期后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也就在这时，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由福建电影制片厂与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屠城血证》在1987年南京大屠杀50周年之际公映，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正如电影名称“屠城血证”所传达的，该电影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从目的来看，影片紧紧抓住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强调了屠城的“证”；二是从叙述手段上说，影片突出的是“血”证——残忍血腥暴力的屠杀行为。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电影的叙述结构。影片的核心历史资料是导演罗冠群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16张照片。这16张照片记录下了日军在南京所进行的大屠杀行为，这成为这部电影的内核。但是，由于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刚刚起步，历史资料并不多，仅凭“16张照片”这一资料在构筑一部电影作品时，显然缺乏足够的叙事动力。于是，如何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就成为电影叙事的一个难题。为了让影片情节更加丰富、故事更加饱满，影片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弥补：一是讲述了几名中国人誓死保卫这16张照片的故事。照相馆老板范长乐、医生展涛、东北流亡女学生柳晶晶等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也要将日本侵略者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真相向全世界披露；二是电影试图通过影像的方式再现日军“屠城”的事实。影片通过弥漫在南京城的熊熊大火和断壁残垣、古刹门口染着鲜血的石狮、侵略者刺杀无路可逃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战俘等浸透鲜血和苦难的大屠杀场景，进行了历史在场感的建构，用影像的方式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影片原本要展现的影像其实比上映后的影片更为残酷，但是，“1987年中日关系很微妙，我们拍的时候，很多领导机关来打招呼，要我们注意不要影响中日关系，不要把这戏拍得太血淋淋。’为此他把砍下人头、强奸妇女的镜头都弱化处理。”② 相较于《屠城血证》的历史资料的不足，1995年上映的牟敦芾导演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则有着大量扎实的历史资料作为支撑。《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由香港大风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以及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该片的出现正好契合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西方文化思潮和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黑太阳·南京大屠杀》讲述的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城的过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强奸妇女等恶行。注重影像的历史真实性是《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对历史建构最为突出的地方。该影片的人物、细节和事件，如日本侵略者把活人装进麻布袋活活焚烧、屠杀寺院住持、强奸妇女、进行杀人竞赛等，都来自于真实的历史记载。《黑太阳·南京大屠杀》的影像叙事方式也非常追求记录的真实性。影片处处彰显和强调故事的真实性，通过大量的旁白、原始资料和影像反复交互叠加的形式表明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与《屠城血证》如出一辙，其主要意图实际上就是为南京大屠杀提供历史证明，再现日本侵略者的屠城事实。 (二)个体命运的共同体建构 与《屠城血证》和《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两部以“血证”揭露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影像叙事角度不同，1995年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并没有通过大规模的屠杀场景来揭露侵略者的丑恶，而是将影片的重心立足在战争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以此透视战争中个体的遭遇、心理和抗争。正如张冀平所说：“子牛在思考如何表现这场屠杀上动尽了脑子。不断地推翻、否定，从这个角度到另外一个角度。最后才找到了一个他称为‘灵魂’的角度：尊重生命。只有尊重生命才可以和法西斯的残暴抗衡。因此，它将是一部充满人文精神的电影，人性十足的、生命意识极强的电影。”③因此，《南京1937》避开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以一个相对较为微观的视角，揭示了成贤、成贤的妻子理惠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小陵和春子)，成贤的老友根发、刘书琴(小陵的老师)、邓天远(中国军人，刘叔琴的恋人)等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命运沉浮和艰难处境。在这些人物角色中，理惠子的形象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作为一个日本女性和中国媳妇，理惠子在战争中成为一个双重受害角色，她既受到日本兵的不满(被踢中肚子流产死去)，也受到中国平民的唾弃。作为拥有中国受害者和日本女人的丈夫双重身份的成贤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成贤既通过撕扯日本国旗表达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不得不顾及妻子的人身安全，这两方面的因素造就了成贤必然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必然身陷于民族大义和个人家庭之中而左右为难。不过，成贤最终还是决定将妻子带入难民安全区。成贤和妻子在安全区备受委屈和殴打，但安全区的百姓最终还是接纳了他们。影片的这一个体叙事视角，以人性化表达反思了战争，凸显了个体的生命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