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时期是美国对中国政局以及社会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阶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中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关系上，鲜少关注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①而从美国对外宣传史的角度来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掀起一股对外宣传以及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但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冷战时期，相对而言，对美国海外宣传的起源关注不足，具体到对华宣传，相关成果更加有限。②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战时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不仅可以弥补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研究的不足，亦可丰富对战时美国在华文化传播活动的认识。 目前，国外学者中只有毕舍普(Robert Lee Bishop)和约翰逊(Matthew D.Johnson)对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进行过专题研究。前者探讨了战时美国官方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③在华进行的宣传项目和宣传政策，后者进一步勾画了战争信息署在华宣传活动的概貌，并分析它与国民政府之间既合作又对立的复杂关系。④国内学者大多对此一笔带过，只有贾钦涵探讨了美国战时对华宣传与对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战争信息署对待中共的态度。⑤但是，现有成果都没有从具体的宣传内容和文本出发。美国要在中国民众面前呈现怎样一种“中国形象”，这种“中国形象”如何促进美国的外交和战争目标，它背后体现出来的美式价值观与理念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一、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政策 战争信息署成立于1942年6月13日，是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建立的专门负责国内外战争宣传的官方机构，包括国内部和海外部两大部门。它将以往分散在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信息工作整合在一起，旨在抗击法西斯分子反美宣传，鼓舞美国人民及其盟友对战争必胜的信心。一方面它向美国国内、盟国、中立国以及沦陷和新解放的国家与地区发布有关战争进程的信息与新闻，另一方面承担对敌国民众和军队执行心理战的任务。中国作为美国战时主要盟友，是战争信息署海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目标。 具体负责对华宣传事务的是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战争信息署的前身——信息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就已雇佣合众社前驻华记者费舍尔(Francis MacCracken Fisher)，其依靠从越洋电报和旧金山广播中得到的消息，在重庆发布有关战争的新闻。美国参战后，战争信息署接手信息协调办公室在中国的工作，并扩大在华信息活动规模。1942年12月31日，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在重庆设立，任命费舍尔为首任部长，统领战时对华宣传和对日心理战。此后，它又相继在昆明、桂林、南平、永安、成都、西安和贵阳等地设立地方办事处，通称“美国新闻处”(以下简称“美新处”)。美新处利用各种媒介，如报纸、杂志、宣传册、海报、书籍、图片、幻灯影片、电影和广播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其范围基本覆盖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甚至包括东南亚一些地区。 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指令须根据美国战时整体对华政策制定。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仅使美国卷入战争，还把中美紧密联合在一起。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认为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一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二是承认并扶植中国成为一个大国”。⑥前者是短期军事目标，后者则是长期政治目标，越到战争后期，政治目标的重要性越加突出。为了实现这两大目标，美国对华战争宣传不遗余力。 战时美国对华宣传也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把宣传视为军事辅助力量，以巩固中美同盟，鼓舞战斗士气，加速战争进程；长期目标是把宣传视为传播观念的一种工具，通过宣传向中国灌输建立战后和平秩序的理念和美式价值观，使中国成为战后世界大家庭中负责任的成员。在战争信息署看来，它不但要通过话语力量给予中国人战斗勇气，促进中美合作，还要改变中国人“陈旧”的思想，为国民政府的“改革”引入美国的观念和制度，为战后缔造远东和平培养中国人的大国意识和合作理念。⑦ 为了实现战时对华宣传目标，战争信息署向中国民众展现了一个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抗日英雄般的中国形象，他们希望以此推动中国按照美国意愿作出改变，并接受美国对中国的“改造”。实际上，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国民政府虽然一直坚持抗战，但其行动主要是“防御性”的，要取得最终的军事胜利就“必须发动攻势”，展现出“更多的军事主动性”，并接受美国的帮助。⑧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骄傲、落后、排外的东方古国，只有通过宣传消除中国人的疑虑，将中国塑造成战争信息署想象中的理想形象，才能激发中国人的斗志。 首先，战争信息署认为，中国人存有“中央王朝”和“文化上的骄傲”心态。曾经的中国孤立于世界，自认为是“已知世界的文化中心，被野蛮的尚未开化的民族围绕”。但是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百年耻辱史无情践踏了中国人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他们逐渐产生“低人一等的复杂心理”。因此，战时中国人既“骄傲”又“自卑”，他们一方面认为西方军队“太过软弱”，是中国长期以一己之力抵挡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迫切想要得到联合国家其他成员的承认与真正的倾听”，使其承认中国的抗战成就，从而证明中国“并没有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⑨战争信息署认为，美国在华宣传必须尊重和理解战时中国人的这种复杂心态，才能切中要害。 其次，战争信息署认为中国是一个技术和教育程度低、“物质贫困和社会落后”的国家，其社会和政治组织尚“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形式”。中国人的贫困与美国人的富足形成鲜明对比。而中国的治国传统也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不同，它遵从的是一种“家长制”(paternalism)。近代以来遭受的种种挫折迫使中国承认有“向外部学习的必要性”，而美国应该适时向中国展现西方政治体制的“真实样貌”，供其学习。⑩战争信息署从西方文明优越论视角，把中国看成是一个贫困落后、亟待用西方制度和技术进行“改造”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