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理想人格:延安时期劳动英雄的生产逻辑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建华,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权通过选拔与塑造劳动英雄来动员群众生产。不同于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通过政治仪式的编排与操演,中共呈现的是英雄人物的群体形象,展示了共产革命的理想人格。劳动英雄的选拔与表彰属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对英雄人物的政治训练与调适,这也显示了塑造英雄的难度。同时,草根成长为英雄,英雄的神圣意义无疑已被现实生活所解构。全面审视劳动英雄在中共根据地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可以管窥英雄塑造对未来国家建设的多重影响。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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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英雄的选拔与表彰发端于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可谓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但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评选与表彰运动,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并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时期的各类劳模评选,乃至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察现有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再现劳动英雄在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缺少对运动本身的深度思考;偶有学者从劳动英雄的典型个案出发,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展现劳动英雄在国家与社会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但局限于对人物本身的历史叙述,无法揭示社会发展与制度成长的复杂过程。本文将系统考察延安时期劳动英雄生成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全面审视劳动英雄在中共根据地社会动员中的作用,管窥英雄塑造对未来国家建设的多重影响。

       一、寻找英雄

       皖南事变后,重庆国民政府在停发中共军饷的同时,对陕北进行经济与军事封锁,延安方面只能通过增加税赋来维持生存,但税赋征收过重势必动摇执政的根基。1942年清明已过,谷雨将临,根据地的春耕运动仍未发展起来,部分农户因“负担关系”,搬家逃避。①如何走出困境?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要求各县政府帮助群众按户做生产计划,以扩大生产,同时希望通过表彰努力生产的典型人物,来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②但是,典型难觅,时任《解放日报》记者莫艾曾感慨:“自从春耕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问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一两个月以来,我们走过了不少的农村,各个主要城市的县上、区上、乡上,我们也都调查过,好的例子很多,可总难找出一个,能叫每一个人心里都折服的劳动英雄。”③

       莫艾和同事的努力还是有了回报,在延安县检查春耕的区长联席会上,柳林区区长郑重地提出了吴满有的名字。顺着这个线索,莫艾前往离延安县政府所在地约60里的柳林区第二乡吴家枣园,寻访这位可能的英雄。吴满有,1893年生,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土地革命后,分得一座荒山,经营农活,日子过得日渐红火。1941年共收粮食34石,缴公粮14石3斗,公草1千斤,购买公债与盐代金815元。在莫艾眼里,吴满有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双手粗硕有力,热情而好客。为了充分了解这个人物是否符合劳动英雄的标准,莫艾召集吴家枣园的14户村民,询问吴满有的情况,得到众人的一致称赞。从吴满有家里养着5头牛、1匹马、1头驴以及百来只羊的殷实家底可以看出,吴是共产革命后富裕起来的农民,多交公粮应该是出于个人的意愿,莫艾由此发现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劳动英雄的典型。④

       随着《解放日报》对吴满有事迹的宣传报道,各级政府与新闻工作者又发现了杨朝臣、赵占魁等一批劳动英雄,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看来,根据地生产运动创造了大批劳动英雄,因无统一标准、未经选举等原因,有的尚未被发现。为了把所有符合边区政府标准的劳动英雄都选拔出来,发挥英雄人物的示范作用,⑤1943年10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发了劳动英雄的评选条件:积极从事农业、工业、运输、打盐及纺织等生产,成绩突出;推动他人生产,并获有成绩;恪守政策法令,拥护政府和军队,热爱边区。按照规定,劳动英雄应经过选举产生⑥,但各级政府还是把其作为社会动员的一部分,更多地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推选劳动英雄。在安塞县,据县政府赵科长介绍:

       要开县的劳动英雄会议,事先有通知到各区,区上都说,合这样标准的没有人,预定要到会八十人,但报到的人很少。许多区如六区离县八十里路没有带人来,当即叫回去找人来;七区原准备叫回去寻人的,以后来了一个人;四区来了二十多人;一区也是临时下去寻人的,这样共来了八十多人……我和高部长(县委宣传部长)都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因事先没有材料,人到后,随时看材料,随时审查。当时感觉这样的困难:审查不合格的,但是政府找来的,怎办呢?如果退回去,对本人影响不好,但提成劳动英雄后,群众又要说话,而且当时就有些群众有不好的反映了,当时审查有八九人的条件太普通了,只选不是二流子……但当时审查的任务是审查好的,从中区分等级以资奖励,而非审查坏的,只到最后才将坏的审查了一下,均未退回。⑦所谓“合这样标准的没有人”,反映了小生产者与中共制定的劳动英雄标准有一定的差距。与《解放日报》记者们经过几个月的走访发现吴满有不同,当英雄的选拔变成社会动员的一部分时,劳动英雄的产生就似扩兵、征粮工作,它是任务导向,而非原则,或者说标准导向。根据赵科长的谈话,安塞县级劳动英雄的指标是80人,任务分解到各区后,按照任务找人就成为英雄产生的最直接方式。安塞县劳动英雄的产生方式在根据地具有普遍意义。边区建设厅档案记载:“有的是经过草草调查采访而物色的,有的只在干部会议上经某人提出而通过”;有的是由区乡干部推荐,经县上追认指定的;有的经县上通知下去,区乡临时送上来的;也有为开奖励大会,干部临时派人强拉上来的;个别劳动英雄虽经群众选举产生,也是上级事先提供候选人名单。⑧

       毋庸置疑,推荐过程中,一些积极生产的农民会被选拔上来,但时间的紧迫性,必然产生“拉夫”现象,⑨这也就是安塞县劳动英雄选拔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安塞县政府对不合格的英雄“均未退回”,暗含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参差不齐的政治素质。基于此,就可以理解当地群众对这一群体的不同看法:认为劳动英雄是“官封”的、有势力的人,认为“公家说谁是劳动英雄,谁就是”,也有的认为“劳动英雄是政府捧的”。在一般群众看来,公家“封”的劳动英雄是要替公家说话的,因而害怕劳动英雄;在劳动英雄看来,在群众中推动政府布置下来的工作,帮助订农户计划,创造模范村,势必耽误生产,由此产生“两头不认账”的英雄,即群众不认可劳动英雄,后者也不认同自我,只有政府说他们是英雄。⑩总结劳动英雄选拔过程中的问题,在边区政府看来,这是自上而下的选拔方式造成的,也背离了中共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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