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6.04.003 82年前，即1934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给共产国际官员埃韦特的一份电报中，曾郑重提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①这一论断，提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首肯中国苏维埃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称苏维埃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又错综复杂。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在领导体制上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既要听命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的旨意，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正确决策，这是需要胆识和智慧的。 一、历史沿革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大革命失败，中共六大召开，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初期指导(1927.8-1928.6) 中国1924年到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分共反共，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失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等诸多原因，遭至失败。 1927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返回苏联后，罗易到达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3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上说：“按照蒋介石的阶级性，虽说比克伦斯基‘更右’、‘更坏’，但只要他暂时尚未反动，尚未变节，只要他能积极实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4月初，罗易从长沙到武汉，与鲍罗廷发生无休止的政见论争，致使中共对蒋介石的屠杀政策毫无准备。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强调“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三天，共产国际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谴责蒋介石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叛徒”。4月2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讨论应对时局举措，罗易、鲍罗廷等出席会议并在土地革命等问题上争论不休。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紧急指示”，要中共立即“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惩办那些坏蛋”。6月1日，罗易竟将共产国际给中共“五月指示”的密电给汪精卫看。于是，汪精卫加紧“分共”、反共，于7月15日召开“分共会议”，宣布与中共决裂，公开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期间，蒋、汪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31万人，大革命终告失败。 八七会议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开始兴起，中国革命走上了复兴之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八七会议，并作了报告。 中共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于莫斯科郊外召开的，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上启下的重要会议。大会秘书长周恩来。会前，斯大林找中国党的领导人谈话，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作了《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工作报告。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参与了一些实际工作。布哈林在报告讲话中，对中国革命、中国红军、中国苏维埃运动是赞赏的，但总体评估比较悲观。他主张中国红军要分散，藏匿起来，不能久驻农村一地，否则会把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红军也不能太集中，否则容易被敌军发现，因此提出要朱、毛离队，调苏联学习。布哈林的这些论调、主张显然是不正确的。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语)。中共六大的历史功绩与局限性，都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指导密切相关。毋庸置疑，共产国际、斯大林对中国党的六大的指导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功绩是主要的。但某些“左”的错误和不足之处，也源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六大的不足是一种很难逾越的历史现象。六大召开时，中共才诞生6年，尚处幼年时期，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都很不足，实际操作会议的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苏兆征、李立三等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革命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判断难免发生差误。正如有的资深专家所言：“一些在后人看来似乎是十分明白的道理，先驱者却常要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能把它弄清。”③ 第二阶段：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勃兴，共产国际、联共(布)关注和支持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中共党内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出现与共产国际有关(1928.7-1930.12) 六大以后，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出现勃兴、发展态势。到1930年夏，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四川等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野、农村。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红军、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以朱毛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例，可窥一斑。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朱毛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极为看好，非常关注“朱毛运动”，“井冈山”三个字频频出现在苏共《真理报》媒体，共产国际盛赞“井冈山根据地是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 1930年4月15日，共产国际专员、苏联驻华军事顾问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中国的游击运动》报告，详述了“朱毛会师”、“永新困敌”、“大柏地战斗”情况，欣喜地得出结论说：“井冈山根据地是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④并特别赞赏地提到：“在毛泽东的军里有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一把指向指挥员太阳穴的手枪。政治委员是党和革命政权的代表。”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