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动机、网络密度与网民社会资本

作 者:

作者简介:
许丹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

原文出处:
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与2010年中国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主要考察两个问题:第一,个体层次上,探讨不同互联网使用动机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第二,结构层次上,考察在不同应用密度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社交使用更能增加网络社会资本;在网络邻近性与外部性越强的结构中,互联网的社交使用对网络社会资本的增加效果越强。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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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16)公布的一项资料,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规模将在2016年底达到36亿人。互联网为人们提供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使人们更加便捷地搜索和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沟通工具,深刻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例如,互联网具有的匿名性、异步通信、不受时空限制的技术特征可帮助人们维护社会联系、扩展社会互动(Wellman et al.,2001)。但是,互联网为人们的生活世界带来一系列改变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

       1998年,克劳特等人最先发表了关于互联网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越多,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时间则越少。这使人们变得更加抑郁(Kraut et al.,1998)。还有的学者经过实证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减少了人们的社会交往(Nie et al.,2002)。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人们的社会联系,提升人们的社会资本(Lin,1999; Wellman et al.,2001; Hampton et al.,2001; Quan-Hasse et al.,2010)。尽管有许多研究探究这两者的关系,但大多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讨论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之间仍旧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至今尚未形成定论。

       本文认为,关于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争执,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使用的数据样本和测量方法不同。例如,一部分研究的样本为普通学生群体(何晓渝,2012;黄含韵,2015)。大学生将校内网用于社会交往,因此增加了他们的网络社会资本(刘静、杨伯淑,2010)。再如,一部分研究以互联网使用的时间和频率来测量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没有具体区分互联网的不同使用动机和内容(王鹏,2014)。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从个体角度来检验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而很少考虑到互联网的结构性使用。个体在互联网上所做的决定与选择并非是个体的随意选择;相反,这反映了个体所嵌入的现实结构。互联网所依托的是线下结构,因此互联网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线下结构,并且将随线下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当人们把自己从互联网上所感受到的好处传播给身边的家人或朋友,这些用户便获得了网络外部性效应(Power,2009)。这种积极的反馈将会有效扩张互联网的用户规模。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在2009年2月份至12月份之间,在脸书(Facebook)上的注册成员从1.5亿增长到3.5亿(Facebook,2010)。也即,网络外部性可能会对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人们的社会互动与社会支持。

       本研究试图考察两个问题:第一,个体层次上,具体探讨互联网不同具体使用动机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第二,考察在不同应用密度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在探讨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关系的这一研究领域中,以往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刘静、杨伯淑,2010;黄荣贵、骆天珏、桂勇,2013)。本文采用的也是林南(2001)关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定义,即社会资本指的是在个体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社会资源。

       (一)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个体视角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多数学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并不能带来社会资本的增加。相反,它使人们疏远社会和公众生活(Putnam,1995; Kraut et al.,1998; Nie et al.,2002)。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社交网站、博客、论坛以及一些即时通讯技术的改革创新,给这个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针对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大批学者开始持正面观点(Lu & Hampton,2016)。

       总之,互联网对人们的社会资本有两种影响机制(Sebastián et al.,2009; Ellison et al.,2014):一是提供信息和机会,增加弱关系的数量。例如,艾里森等人(Ellison,2007; 2014)对800名大学生的研究显示,那些低自尊和低生活满意度的人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建立新的联系。二是帮助维护已有的亲密关系,发展强关系。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归属感。这对于移民或留学的群体尤其重要(Jude et al.,2013)。

       国内学者对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同样呈现出争议性的观点(彭兰、付晓燕,2011)。一类观点认为,互联网使用所带来的匿名性、跨时空性使人们获得更多交往的机会,从而扩展了社会资本(彭兰,2001;孙立平,2005)。刘静、杨伯淑(2010)基于一项对大学生的实证调查,发现对校内网的投入程度和使用强度对大学生的社会资本有非常显著的正向预测力。付晓燕(2013)通过使用“生命史研究法”,分析30名互联网用户的日常使用经验,发现使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之间没有显著相关,真正对社会资本有影响力的是网民如何使用社交工具。赵曙光(2014)基于一项实名在线调查,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与社交媒体使用的不同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有助于维护弱关系和强关系,而且也有助于人们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微信能够有效维护人们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微博能有效维护人们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此相反,朱炜等人(2014)的研究发现,微信可以更有效地维护强关系,而微博更多地维护人们的弱关系。在此基础上,黄含韵(2015)则指出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不一定能促进社会资本的增加。还有的学者认为,个人本身的社交特质才是决定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也即如果用户本身善于社交,线下社会资本越多,那么其在互联网上获得的社会资本也越多(徐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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