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实践智慧的五种常见误解及其澄清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文登(1979- ),湖南双峰人,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循证实践等。广州 510006;谈心,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发展力研修学院。广州 510303

原文出处:
教师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讨论曾存在以下五种观点:(1)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关于如何做的知识、能力或经验;(2)教师实践智慧具有动态性,依赖于具体情境;(3)教师实践智慧具有缄默性,以难以言说的方式而存在;(4)教师实践智慧具有直觉性,通过反思或体验而获得;(5)教师实践智慧具有个人性,难以学习与传播。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并认可这些观点。但从循证教育学的视角来看,它们可能是分别针对教师实践智慧的概念、特征、存在方式、生成手段与传播可能性等存在的误解。混淆实践智慧与实践的界限、概念引入的逻辑倒挂以及教育学缺乏操作性定义的研究氛围等,是导致这些误解的重要原因。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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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16)04-0001-07

       循证教育学肇始于循证医学,是当前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循证实践运动”的一部分。它主张教育者在充分考虑受教育者文化及价值观的基础上,遵循研究者创建的最佳证据或教育指南,在管理者的协调下进行实践。[1]

       循证教育学的核心理念与逻辑如下:①尽管全世界对教育进行了巨大投入,其有效性仍然只是“不证自明”的(“教育总比不教育好”)。事实是,教育实践并不必然是高效的,有些学生甚至因为教育而受到伤害(希波克拉底告诫医学的“至少不要伤害”的原则,在教育学中也是适用的)。②因此,要对教育实践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制定合适的教育政策,让所有从事教育实践的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最好的教育(如效果最好,成本一效益最高等)。③如何进行最好的教育呢?在科学的时代,自然要倚重科学研究,以最好的科学研究来建构、评估与指导教育实践。④那么,要用哪种类型的科学研究呢?必须是直接针对教育实践情境中的具体问题而展开的研究,它们既不同于基础研究,也不同于应用研究,而是类似于医学的临床研究或自然科学的工程研究,拿来即可用,用来即高效。⑤什么研究才是最好的研究呢?将针对同一实践问题的所有研究,按照方法的严谨程度进行分级,大规模、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及其元分析的级别最高,相关研究、准实验研究的级别次之,教科书、专家建议、个人经验的级别最低,只有在高级别研究证据不存在的前提下,才能使用低级别的研究证据。⑥因此,教育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应积极参与到研究证据的生产、组织与管理的过程中,通过课题赞助、论文发表等杠杆,引导研究者研究急需研究的实践问题,组织权威专家对相关研究进行二次评价,建构定时更新的全球性大型数据库,建立问题相关的实践指南、标准或手册。⑦如果一线教师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查询数据库,评价并迁移相关证据,使用证据所推荐的方法,去解决具体的教育问题。⑧学生及其家长也可以查询数据库,明确并解决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研究者、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四位一体,形成并共享集体智慧,协同奏响教育实践的交响乐。其试图以纯粹实证的方式,在教育的实践领域建构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科学”。其逻辑简单,措施具体、可操作,在当代教育学科学性遭受质疑的时期,逐渐发展为教育学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范式。国外已经建立了一些大型的数据库,如美国的有效教学策略网(网址:http://ies.ed.gov/ncee/wwc/)、坎贝尔协作网(http://www.campbellcollaboration.org/)等,针对学生考试焦虑、青春期抑郁、数学学习、阅读困难等具体问题,形成了大量研究证据,供全球用户免费使用。

       循证教育学看似与本文即将讨论的教师实践智慧没有直接关系,实则不然。“实践智慧”一词源于哲学,引入教育学后,仍未在根本上改变这一概念浓郁的思辨性,存在着“诸如实践智慧内涵不明晰、构成要素不清晰、生成途径缺乏可操作性、研究价值单一等问题”[2]。作为一种全新的范式,循证教育学将研究与实践统一到同一框架内,它是教育学实践领域的一场“科学化”革命。其秉持的理念及操作性特征,为打开教师实践智慧这一“黑箱子”,全面理解它的概念、特征、存在方式、生成手段与传播可能性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下文将基于循证教育学的视角,针对教师实践智慧曾存在的五种似是而非的误解,逐一进行阐述与澄清,并分析导致这些误解的可能原因。

       一、误解1:教师实践智慧是教师关于如何做的知识、能力或经验

       当前,关于教师实践智慧概念的提法林林总总,不同的论著有不同的理解。但据以往综述[3],研究者大都将其视为教师关于实践过程中如何做的实践性知识、直觉性能力或理解性体验。严格说来,这一定义并非错误。但对于特别强调科学性的循证教育学而言,该定义仍未摆脱源自哲学的思辨性,模糊而神秘,不是一个可操作的定义,本质上并未比“实践智慧是关于实践的智慧”这一定义提供更多的信息,存在同义反复的嫌疑。

       在循证教育学看来,如果要探讨教师的实践智慧,首先要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个“黑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教师,与没有实践智慧的教师相比,主要是在哪些方面不同?实践智慧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怎样生成与建构实践智慧?它指导实践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如何将实践智慧教给学生?要回答这些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必须给“教师实践智慧”下一个清晰的操作性定义,以确保在以后的讨论中,能对之进行客观的测量,便于他人重复验证,且不会随使用情境的变化而变化,避免不必要的歧义和争论。

       要清晰地定义教师实践智慧、把握其最核心的特征,有必要暂时超脱教育学,回到诞生这一概念的哲学源头。事实上,实践智慧一直是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之进行系统阐述的哲学家。他将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将理智德性又细分为努斯、科学、理论智慧、技艺、实践智慧,前三者属于理论活动,是认知性的沉思,后二者是计虑打算性的理智,求的是生产和实践之真。[4]在分类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认为实践智慧“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5]这一概念有两个要点:①实践智慧的目的是获得实践的“善”;②实践智慧的内容是关于实践的合乎逻各斯的“真”,是具体的、能正确解决实践问题的如何做的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德性使我们确定目的,明智(即实践智慧,笔者注,下同)使我们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的手段”。[6]因此,实践智慧的本源意思是,它是理智的构成部分,属于人类的认知范畴,主要关注如何通过行动去改造世界,以达到“善”的目的。后世的康德、伽达默尔等虽然在看待实践智慧时各有重点,但对其核心特征的界定还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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