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来西方学者眼中的王安石

      在中国，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列宁曾经盛赞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一些学者已经指出，这个所谓的权威评价其实是一个误解。①这里的误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列宁对王安石的认识是错误的；二是列宁并无称赞王安石之意。

      这句话的背景是1906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于俄国土地国有化之争。列宁认为，土地国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实行土地国有制就是退回到东方专制制度。②普列汉诺夫援引埃利泽·邵可侣《新世界地理》第七卷中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王安石的事例来警告列宁，他说：“1069年，当时中国神宗皇帝的朋友和大臣王安石颁布了废除私有制的法令。由于这道命令，国家变成了唯一的所有者，掌握了一切产品的分配权，而这些产品的生产则应当由国家的官吏来管理。”③普列汉诺夫还将列宁称为“俄国的王安石”予以抨击。④列宁对此的回应是：“普列汉诺夫同志……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遂)，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性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能够把二十世纪的俄国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末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谈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⑤列宁认为用王安石的事例来证明20世纪俄国不应进行土地国有化的变革是非常牵强的，二者背景不同，性质也完全不同。

      很明显，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于王安石的论述都是错误的，王安石并没有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策，自然也不会出现土地国有未遂的结果。普列汉诺夫的知识来源是埃利泽·邵可侣，即法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者雷克吕( Reclus，1830-1905)，其著作《新世界地理》(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第7卷于1882年在巴黎出版。那么，邵可侣关于王安石的知识来自何处呢？

      从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出发，本文拟就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看法的来龙去脉作一简单梳理，考察的时间起自18世纪，下限至2000年。

      一、18、19世纪欧洲人眼中的王安石

      根据美国学者刘易斯·A.马弗里克的研究，第一个将王安石介绍到欧洲的是法国的耶稣会士、汉学家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⑥1735年杜赫德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是18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被誉为18世纪三大汉学著作之一。⑦该著第一卷对中国历史的介绍中提及了王安石与富弼关于天变的著名争论，王安石主张天变不足畏，富弼则否定了他的说法，接下来杜赫德说：“备受崇敬的司马光坚定地反对这位鲁莽而诡诈的大臣的一切措施。”⑧据当代法国汉学家蓝莉的考证，此处记载可能来源自明代袁黄的《历史纲鉴补》，而杜赫德对王安石的态度，与他自己的立场以及当时法国思想界所关注的中国无神论问题紧密相关。⑨另外，《中华帝国全志》第2卷收录了译自《御选古文渊鉴》的文章，其中包括王安石的《上时政疏》和《复仇解》，也包括两篇著名的批评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文章——苏洵的《辩奸论》和郑侠的《论新法进流民图》。⑩前者指责王安石为奸臣小人，后者批评新法导致流民失所。在杜赫德的书中，王安石的形象是非常负面的。

      其后，法国汉学家冯秉正(De Mailla，1669-1748)著译的《中国通史》第8卷、德经(De Guignes，1721-1800)等人所编纂的《中国杂纂》第10卷中，都有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他们都是以王安石的反对者所留下的材料作为依据来记述的。(11)1829年，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1788-1832)在关于司马光的论文中顺带介绍了王安石的事迹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12)他对司马光明显地持赞扬态度。可以说从杜赫德到雷慕沙都带有明显的“尊马抑王”倾向。

      到19世纪中叶，古伯察对王安石的描述改变了这一倾向。法国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844年至1846年在中国长途旅行，1854年出版《中华帝国纪行》。在该书中，古伯察提出了王安石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王安石主张政府应把帝国所有的资源收归国有，成为惟一的主人和老板；政府应全权管理商业、工业和农业，帮助劳动阶层，以防他们被有钱人榨干挤净；在土地政策上国家应是土地惟一的所有者。他将王安石的主张和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等同起来，“那些使得法国大众为之狂热，被看作人类理性进步之崇高结果的社会理论，大部分不过是天朝许多年前已经破碎的中式乌托邦。”“在公元11世纪，生活在宋王朝的中国人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与后来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所看到的情况比较接近。”“王安石的文章和激烈言论和我们这个时代报纸上、参议院里的宣传很类似。”古伯察还重点介绍了青苗法的实施方法，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摧折了巨贾的利益，而其目标就是使所有的阶层都变得贫富统一。他还论述了司马光与改革派就青苗法展开的争论以及后来宋神宗死后的政局变动。(13)

      就古伯察对王安石叙述的内容来看，其中错误甚多，除了王安石的土地国有主张以外，最为离谱的是他关于成吉思汗的一些论述。他认为在追随王安石的改革派遭到迫害的时候，成吉思汗正在鞑靼草原上崛起。这些充满改革精神的王安石追随者逃到了鞑靼沙漠，“把不安的精神和骚动的性格传递给蒙古部落”，“狂热的革命情绪嫁接到这些强悍部落身上”，于是就有了成吉思汗的世界征服之旅！(14)可见古伯察对中国朝代的基本常识尚有所欠缺。

      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一书出后不久被译为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等多国文字，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多地发行，阅读者广泛，是19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关于中国的游记作品。(15)他关于王安石的论述影响甚广，这从1855年爱丁堡和波士顿的两份杂志转载古伯察关于王安石的论述就可见一斑。(16)1927年，伦敦甚至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China in the XI Century)的小册子，内有古伯察关于王安石的论述，F.R.马丁(F.R.Martin)为该书写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