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6)03-0096-09 账簿，又称簿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民国时期会计人士李梦白先生的考证，“吾国簿记导源最早，周礼‘以会计制国用’，又司会之注云‘主计会之簿书’，孔子言：‘会计当而已矣’，是会计簿记之应用，已滥觞于三代。其后汉魏及唐，亦常有‘计簿’‘主簿’‘会计录’等名称。宋史职官志：‘比部郎中员外郎，掌勾覆中外帐籍，凡场务仓库出纳在官之物，皆月计，季考，岁会，从所隶监司检查以比上部，至则审覆其多寡登耗之数，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负’，是则不惟有簿记之应用，而且具有审查之手续程序，较前详备多矣。至明清之户部红册及四柱清册，规模尤为严整。①”据此可以看出，账簿最早应出现于官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商业的兴起，这一形式必然出现于店铺以及其他阶层的人群中。特别明清以后，在全国各地都发现了各类账簿。这些账簿作为古人在生活中留下的无心史料，所含内容丰富，对揭示当时的历史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逐渐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下面笔者即将民国以来对我国账簿的研究作一简单的梳理。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梳理过程中仅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纳入本文范围内，其它则不论。 据笔者管见，自民国至今，不同的学科先后都对账簿作过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亦是各有侧重，按照笔者的分类标准，拟从三个方面加以梳理。 一、对帐簿本身的研究 民国初年，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当时从事会计事务的爱国人士有感于中国记账方式的落后，展开了对账簿本身的改良运动，其中位居上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徐永祚先生不仅创办培训学校培养改良中式簿记人才②，而且创办《会计杂志》刊发文章，对中外账簿的形式和来源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编订了《中式帐簿记帐须知》、《西式帐簿计帐须知》，刊登于《会计杂志》的第1卷第1期上③，以便当时的读者进行比较使用。第二年，亦即1934年，陆善炽先生又将日本学者黑泽清于前一年发表日本《会计》杂志上的《复式簿记发生史的考察》一文翻译成中文，以《复式簿记源流考》为名刊发。遗憾的是，此文探讨了复式账簿的来源，但限于资料，黑泽清仅从西方的脉络中展开讨论，并未涉及中国账簿的来源④。而同期刊发的潘土浩所撰的《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之比较》一文则从十个方面将中、西帐簿加以对照，初步归纳了二者的异同点⑤。这一研究实际上是回应了当时社会上有关中、西帐簿孰优孰劣的争论。 在同年刊发的张心徵先生所著《未改良的中式簿记原理具备已进化的西式簿记的优点》一文，则从中式账簿记账的内容、形式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固有账簿已经具备了西式账簿的诸多优点，完全可以继续发扬下去⑥。这一点亦得到了李梦白先生的赞同，他先后撰长文阐明中式账簿的诸多原理是对账簿的发展贡献，并且对改良之后的中式帐簿的格式也表达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和理由。他论述了中国传统簿记的两大类，即三脚帐和四脚帐，并指出了帐簿的“帐”的正确写法。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当时对中国帐簿研究的代表作⑦。 《会计杂志》至1936年因各种原因而停办，其持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所刊发的文章无疑为国人了解中西方账簿的相关问题开启了大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研究有诸多的不足。首先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在进化史观的影响下，国人多以中国的账簿为落后而以西式为先进，即如张心徵先生所言：“自西式簿记输入我国以来，中式簿记久为人所摈斥唾弃，我竟敢大胆的说未改良的中式簿记备具了已进化的西式簿记的优点，虽然有徐永祚会计师在那里改良中式簿记，可以壮我的胆，但是我所说的还是指未改良的中式簿记；将已进化的摩登西式簿记和未改良的老腐败的中式簿记等量齐观，这岂不是故作骇人听闻的说话么？⑧”由此，可见时人心态之一斑。在此情形下，很难对中式账簿本身作出客观的评判，更不能秉持客观的态度加以研究。其次，从研究者的群体看，大多都没有学习过相关的系统理论，只是长期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如张心徵，他长期在邮政部门担任会计的工作，而李梦白也一直在云南的政府部门担任会计一职。他们虽然熟悉账簿和记账的流程，但是其研究也只能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并无理论方法上的归纳，因此这一时期，账簿的研究尚属感性阶段。 此后，很长时间学界都再没有对此问题加以探讨，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黄忠堃根据当时农村中普遍采用的记账方法，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是研究不够深入。学界对账簿问题的重新探讨，则是在70年代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而进行的。1973年，考古学界发掘出土了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的简牍，李孝林利用对这批简牍的解读和对三脚帐的梳理，于1982年刊文论证了我国复式记帐法的悠久历史，并认为应修改“借贷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复式计帐法的论断”⑨。与此同时，郭道扬先生的巨著《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亦出版，在该著作中他通过对史料的梳理，结合考古上的证据，指出“四柱结算法在唐代后期业已创立，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运用。⑩”他和李孝林的论断可谓是殊途同归。此后，李孝林又结合1975年考古发掘的湖北秦梦竹简，写出了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龙门帐与复式帐簿的异同(11)及“四柱法”的来源(12)。进而“根据复式计帐法的发展史实，按照复式计帐法特征所具备的完整程度，复式计帐法的发展似乎可以分成孕育、产生、成长、成熟等四个阶段”(13)，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和意大利的复式簿记的创始进行了历史的比较(14)。姜永德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帐簿体系亦作了比较性的研究，指出在帐簿体系产生之初，中外并无不同，并且都在公元前后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格式，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会计帐簿一直都在官厅会计上发展，民间则没有；埃及和巴比伦在官厅和民间都有所发展，但由于体系不健全，大大制约了其发展；而古希腊和罗马，在官厅会计上无大建树，但民间则不断得到改进、完善和发展并最终成为近代会计的领导者(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