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梁仁志(1980- ),男,安徽长丰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安徽 芜湖 241002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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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5-0131-07

      以“中国十大商帮”为代表的商帮史研究业已取得丰硕成果①,特别是徽商、晋商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高质量的研究论著不断出现②。有学者指出:“健康状态下的历史学,不能没有理论思考。”③对逐步发展成熟的商帮史研究进行适当的理论反思,总结经验,审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于其今后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柯林武德说:“科学是要把事物弄明白;在这种意义上,历史是一门科学。”④准确地判定商人身份,无疑是弄明白商人相关问题的首要前提,也是商帮史研究是否科学的一个基本前提。一旦前提错了,其立论便不攻自破。鉴于此,本文拟以徽商研究为例,对以往在商人身份判定上存在的问题或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作初步考察。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徽商之子”与“徽商”

      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是以往研究者在徽商身份判定中较常出现的问题。如清代徽商子弟程梦星(1678-1755),曾祖父量入(1612-1694)、祖父之韺(1624-1693)都是两淮盐商。量入“本歙人,迁江都”⑤,“孝友仁恕,业盐起家”⑥。之韺“善承父志”⑦,“两淮倚重,衣被后人……康熙甲寅、乙卯间军兴,与旁午公筹饷急公,不遗余力。御史郝浴上其事,以太学生恩授五品官,覃恩诰赠奉直大夫。”⑧梦星为徽商子弟当无疑问,但我们能否据此判定他为徽商呢?梦星生平,《四库全书总目》《国朝词综》《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淮海英灵集》《国朝诗人征略》《蒲褐山房诗话》《湖海诗传》《清诗别裁集》《扬州画舫录》《晚晴簃诗汇》、道光《徽州府志》、民国《歙县志》等文献皆有记载,内容大略相同,均无梦星经商的记录。道光《徽州府志》引用了阮元所辑《淮海英灵集》的介绍:

      程梦星,字午桥,江都人。父文正,字笏山,康熙辛未进士,官工部主事,年四十四卒。梦星辑其遗稿为《水部遗诗》一卷。梦星,康熙壬辰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太史少颖异,弱冠以诗鸣。迨入承明,宦情早淡,丁内艰归,筑篠园并漪南别业以居,不复再出。扬州为东南都会,民物滋丰,人有余力。当时名流贤士流寓者多,太史主盟坛坫历数十年。诗分十集,曰《江峰》,曰《分藜》,曰《香溪》,曰《畅余》,曰《螙余》,曰《漪南》,曰《五贶》,曰《山心》,曰《琴语》,曰《就简》,总名《今有堂集》,附以《茗柯词诗》。终于乾隆丙寅、丁卯间,年逾七十矣。又著有《李义山诗集笺注》。见《淮海英灵集》传⑨。

      并补注:“梦星,歙岑山渡人,侨居江都。”⑩据家谱载:梦星父“文正公……康熙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钦差督理街道,覃恩敕赠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居官数载,勤慎廉洁,不名一钱。假归后,键户养疴,持躬端饬,动止皆有尺度。潜心诗古文辞,兼善书法。所著有《仁庄集》《仁方集文稿》《江村阁诗》及《水部遗稿》行世。载《江都县志》《扬州府志》《儒林传》。”(11)上述记载表明,程梦星家族在其父文正(1661-1703)时已入籍江都(12),并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梦星在中进士后曾由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等官职,后便过着读书著述的生活。显然,程梦星是一位典型的士人,其个人身份并不是商人,这本已不是什么问题。

      但近年,一篇《程梦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曾言:“程梦星与扬州文坛的关系,可以视为十八世纪士商互动的一个缩影”;“商人与文人的交往,不乏附庸风雅者,但也有商人随着文化修养和品格的提升,与文人无异。程梦星正是后者,这在他与文人的唱和诗中有鲜明的体现。他的笔下与文人的友情,不是建立在廉价的物质同情基础上,而是来自于心灵深处的互相慰藉。”(13)于是本是士人的徽商子弟程梦星便成了商人典型。该文随后又说:“清人著述言及商贾,往往避而不谈,程梦星及其友人的集子无一条关于其经商的记载,仅《歙县志》中‘业盐’二字为证恐显单薄。”(14)可见,作者自己对程梦星的商人身份都产生了怀疑。可是检索道光、民国版《歙县志》及其他方志中程梦星的记载,并无“业盐”二字。也就是说,作者所称的唯一一条可支撑程梦星商人身份的证据也并不存在。

      有学者在讨论明清商人和儒学的一般关系问题时,也曾将徽商子弟程智误为徽商:

      黄宗羲《林三教传》曰:“近日程云章倡教吴、鄣之间,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参两篇言儒……修饰兆恩之余术,而抹杀兆恩,自出头地。余患惑于其说者不知所由起,为作林三教传。”(《南雷文案》卷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程云章的三教运动。云章(亦作“云庄”)名智,本是徽州典当商出身,落籍于吴,生于1602年,卒于1651年。他提倡三教合一必极有影响,所以同时代的黄宗羲才特别要写此传来揭破他的底细。这是17世纪徽商参加并领导三教运动的明证。由此可见商人由于读书识字之故,直接吸收儒家及其他宗教伦理的机会是非常多的。程云章的例子更使我们了解:商人对于宗教和道德问题确有积极追寻的兴趣,不仅是被动地接受而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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