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6)09-0023-06 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说：“经济学在进展中给我的印象是，仅存在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关于世界的有效模型，仅仅需要对这一理论进行应用即可。你可以从时间机器中丢弃一个现代经济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他就可以建立经济理论，甚至不需要知道时间和地点。经济理论没有从经济历史中学到什么，而且，经济理论带给经济史的营养和对经济史的腐蚀一样多。”[1] 这是索洛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过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数学形式主义的抱怨。19世纪初，托马斯·马尔萨斯也有过同样的批评性论述：“对我来说，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鲁莽地简化和概括。”[1]这是马尔萨斯针对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绎主义方法，并试图从少数一般性命题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批评。 另一方面，大卫·休谟认识到，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因果解释，而一系列事实本身不可以验证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1]这表明了一种观点，任何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解释，解释包含了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而任何经验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关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觉到的，数据不可能为我们表明原因和结果。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结果的指示，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1]因果关系需要事先假设，经验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卡尔·门格尔的观点是，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实进行解释。[1] 一 历史史实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财富增加。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交换能力的发展源自市场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的，从对学徒制的细微观察到扣针工厂作业的经典分析，以及对货币制度起源的论述，都反映了亚当·斯密对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关注。吴承明说：“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结合历史实际来提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篇就是讲经济史。”[2] 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公认先驱之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人们忽视了马歇尔对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说：“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现象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3]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第4版)》前言致学生的信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他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4]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说到，熊彼特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开宗明义说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最重要”，因为“经济主题本质上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独特经济过程”)，然后是统计，接着是理论。[5]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序言中说到：“熊彼特的著作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4]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者、制度主义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以及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学者针对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表达了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学者杰弗里·霍奇逊说过，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 在谈到新制度主义经济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转变时，弗里曼说到，诺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核心之谜，解释不同的历史变迁路径，他特别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诺斯的研究主题与老一代历史学家接近，由此使他怀疑新古典假设的适用性，并最终得出结论：新古典假设实际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对制度的考量要求放弃过于简化的理性原则，需要探讨环境的复杂性。诺斯后期放弃了将制度视为有效经济单位的早期观点，也不再用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这样他更接近老历史学派。‘将制度纳入历史可以使我们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围绕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续与变迁的图画，也就是一个演化的故事。”[5]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阴似箭》中还部分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处理史实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对整合历史和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了响应，经济学演化不能脱离历史，必须将经济学涉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决定过程而不是决定论。人为推理必须让位于对分析和决策具体、翔实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归经济学本质，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回到历史和统计方法的共同发源地。他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够探究其本来目标，“即处于不断演化，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的现实经济”[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