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是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戊戌维新运动中著名的激进派。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他在“自叙”中写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①因此对封建伦常关系的黑暗有切身体会。青少年时代的谭嗣同有大志，性任侠，善剑术，涉猎群书，能写文章。受1884年中法战争的影响，他开始有了学习西方船炮技术的观点。1892年，在上海广读西方自然科学及史地政教之书，大量接受西方文化。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他立志变法，倡导新政，成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积极提倡新学，在湖南创办算学会。1896年在北京结识梁启超，高度赞赏康梁的维新思想和变法主张。回湖南后，积极参与新政，推动了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1898年戊戌变法时，谭嗣同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四卿”之一，直接协助光绪筹办变法事务，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②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拒绝出逃，慷慨就义，成为著名的为变法维新流血的“戊戌六君子”而载入史册。 谭嗣同的代表作是五万言的《仁学》，有上下两卷。该著作以“冲决网罗”的精神“吐万丈光芒”，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经济伦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爱国的情怀和追求平等的精神贯穿于谭嗣同的经济伦理思想中，成为近代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辩护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面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他竭力主张学习西法，开门通商，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为此，他在经济伦理思想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作了系统的伦理辩护。 首先，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伦理辩护建立在其哲学基础上。“仁”是中国儒家的核心概念，谭嗣同将其经济伦理思想建立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他与传统的儒家不同，从西方新学中引进了“以太”的新概念来解释“仁”。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以太”，世界万物是由“以太”这种一种极小的物质微粒构成的，这就决定了万物的本质是相通的。他明确指出：“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③认识“仁”的真谛，必须首先认识“以太”，“仁学”是以“以太”这种万物的本原为根据的。他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④相通是“以太”的本质，那么“仁”也是与“通”结合在一起的。“是故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⑤从这一立论出发，他提出了“四通说”，“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而通商是“中外通”和“人我通”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是“仁学”原则在经济上的贯彻。 谭嗣同以“仁于通，不仁于不通”的观点为前提，提出了“通商者，相仁之道也”的思想，为中外通商做了有力的伦理辩护。他说：“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⑥他认为，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有利于双方。外国的商品进入中国，可以弥补中国物产的不足。即使中国人拿不出合适的商品与外国以货易货，只能用金银支付外国的货款，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谭嗣同视金银为无用之物，以无用之物换取满足生活需求的有用之物，就等于用金钱雇佣外国人为中国人干活：“以无用之金银，易有用之货物，不啻出货而为我服役也。此又一利也。”⑦况且，“中国之矿，富甲地球”，只要广为开采，不必忧虑金银的枯竭。通商是互惠互利的，在外国“仁我”的同时，我们也能“仁彼”，使外国人获得利益。谭嗣同以“仁—通”的哲学观点阐释了中外经济发展的相互联系，并揭示中华民族参与到普遍联系的世界件讲程中的必要性。他用“四通说”和“两利之道”为通商做的伦理辩护是有力的。 其次，以“不讳言利”的功利论为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做伦理辩护。进入近代以后，围绕着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的重大问题，各种思想观念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守旧派和顽固派以“圣贤不当计利害”的观点反对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而谭嗣同继承了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家“不讳言利”的观点，为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做伦理辩护。他说： “而今日又有一种议论，谓圣贤不当计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计，则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径，遂不屑少计利害，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马，聪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辟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即圣人言季氏忧在萧墙之内，何尝不动之以利害乎？……若今之所谓士，则诚不计利害矣。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一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⑧ 在谭嗣同这段论述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如何理解功利？功利可以分为私利和公利，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属于公利的范畴。谭嗣同继承了洋务运动领导人薛福成的观点，认为在功利问题上不能不问其是私利还是公利。古代圣贤对“言利”排斥之，轻视之，是对私利而发。对于公利，应另当别论。公利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难道能不计利害吗？利国利民之术，不能废而不讲。在这里，谭嗣同重新解释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义利观的认识，强调了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势在必行。二是以功利论强调效果的特点，怒斥封建士大夫的空谈误国。这些封建士大夫“不计利害”，务农、务工、经商不如老百姓，又不研究振兴“农工商贾之道”，“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即对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益处。谭嗣同用孔子的思想与“坐而论道”的封建士大夫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比对。孔子主张言行一致，“而今之士止鹜坐言，不思起行”；孔子主张“下学而上达”，“而今之士止贪上达，不勤下学”⑨。孔子主张“下学”与“上达”是联系在一起的，要从“农工商贾之道”的具体研究中概括出思想和原则。这就要求既要“坐言”，更要“起行”，而不能“止贪上达，不勤下学”。而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圣人之徒”，却与圣人反其道而行之。一旦国难当头，这些“平日虚度光阴”的封建士大夫，其上焉者“不过发愤自经”而已，又有什么用呢？谭嗣同的这些痛心之论，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士大夫空谈误国的沉痛教训。总之。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的，谭嗣同的“不讳言利”的功利论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他强调国家的公利，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拳拳之心，而怒斥封建士大夫的空谈误国，又生动地塑造了一个锐于进取的变法改革者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