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列强的侵华史，同时又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抗争史，伴随着列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抗争，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盛衰变化。在同列强的抗争过程中，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运动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扶持民族工业发展的特殊作用，因而受到众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 最受经济学界关注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抵货运动产生的各种经济效应。首先，抵货运动的根本性举措在于民众不去购买洋货、切断洋货的流通渠道，因此抵货运动的直接效应是贸易效应，即将洋货拒于国门之外，或减少中国对洋货的进口。①其次，抵货运动会引发产业发展效应。长期以来，由于外国产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抑制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相关产业的发展，而抵货运动的贸易效应产生之后，国内产品获得了广阔的市场，因此，无论是民族资本，还是官僚资本，都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发展。②最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整体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效应。由于大量的国外产品被拒于国门之外，中国居民就无法消费相关国外产品，这会带来消费者福利下降；与此同时，类似于现代的贸易保护措施，“抵货运动”实际上扶持了国内低效率厂商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构成了较大的扭曲。因此，在抵货运动中，声势浩大的运动往往成为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媒介，而并不能成为国民福利提高的推进器。③ 本文关注的焦点在于抵货运动的贸易效应，旨在考察抵货运动对洋货进口是否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地，如果抑制作用在总体上显著，是否存在着不同产品间的差异性。考察直接的贸易效应既是理清抵货运动经济效应的起点，又能从一个侧面评估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成效，还有助于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定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的部分原因。 考察抵货运动效应时，首先要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1905年中国民众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后，抵货运动就频繁发生，并日渐成为中国民众抵御外侮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④这就需要把握历史、从中选取重要而典型的事件进行评估。其次，对于定量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考察典型抵货运动的贸易效应需要翔实数据的支持，而近代相关数据较难获得，只能从有限的几份珍贵文献中获取可用于经验分析的高质量数据。 本文将选用1927年中国民众抵制日货这一事件进行考察。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众多的反帝爱国运动都是针对日本侵略者展开的，其中抵货运动又多次以抵制日货为主要目标。⑤因此，选取抵制日货进行考察具有典型意义。杨端六、侯厚培1931年编著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中包含1926年至1928年三年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细分商品的进出口量值，成为定量考察中国近代贸易问题的珍贵资料。基于历史背景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1927年爆发的抵制日货事件进行经验分析。 1927年4月以后，日本田中内阁为阻挠北伐军前进，勾结英、美等帝国主义派兵炮轰南京，使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并且日军在汉口登陆。这些侵略行为引发了激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在苏州、长沙、上海、广州等地都进行了反日示威活动和抵制日货运动。在抵货运动高涨时期，日本大阪的仓库中，日纱因抵货运动不能输华，积压达50万包之多，迫使日本纱厂压缩生产，并导致日本棉织品价格下降。同时，日本在华纱厂的产量也受到很大打击，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报告，1926年至1927年，中国华商纱厂的产量为126.1万包，在华日本纱厂的产量为71.8万包；1927年至1928年，华商纱厂产量增至137.8万包，在华日本纱厂产量减至69.6万包。⑥ 从数据本身来看，1927年抵制日货运动爆发后，中国从日本进口显著下降，初步表明抵货运动具有显著的贸易抑制效应。然而，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一定具有因果关系，抵货运动是否能成为从日本进口下滑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探究。本文将使用外生冲击效果评估中广泛使用的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进行定量分析，以识别出1927年这次重要的抵制日货运动是否对进口日本产品产生了抑制作用。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方法，给出使用倍差法进行分析的计量模型；第三部分对数据进行描述；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二、研究方法 已有的研究大多是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简单描述和比较，得出了抵货运动产生了明显效果⑦或未产生明显效果的结论。⑧然而，抵货运动之后的进口较运动发生前有所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抵货运动产生了直接的贸易效应。这种下降可能是由于其他因素产生的，例如中国从整体上收缩了进口、世界贸易整体上发生了萎缩等。 近年来，倍差法在考察外生冲击效应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概括地说，如果一些个体受到了一个外生冲击，这些个体就构成了处理组(treatment group)，未受到冲击的个体就构成了对照组(comparison group)，如果在冲击发生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所面临的其他一切条件均相同，就可以使用倍差法来考察这一外生冲击对处理组相关指标的影响作用。⑨ 用倍差法考察贸易领域冲击所产生效应的文献近年来逐渐增多。帕夫克尼克(Pavcnik)考察了智利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国内厂商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使进口竞争商品部门的厂商比非贸易品部门的厂商的生产率平均提高3%—10%。⑩特雷弗勒(Trefler)考察了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对两国厂商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的影响，发现加拿大受关税减让影响最大的进口竞争部门的就业减少了12%，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美国受关税减让影响最大的部门的厂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为14%。(11)唐(Tang)和魏(Wei)考察对外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对一国经济改革及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他们发现严格遵守入世承诺的国家比其他国家的收入增长更快。(12)鲍恩(Bown)和克劳利(Crowley)以印度为对照国，检验中国入世前遭受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措施产生的影响，发现对华反倾销并未引起明显的贸易偏转效应。(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