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法律、金融等各项基础性制度发展不完善，投资者保护力度较差（Allen et al.，2005），强有力的政府监管能否成为应对上市公司不端行为的重要机制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已有文献表明，我国的证券监管和税收征管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减少信息不对称，起到公司治理的作用（Chen et al.，2005；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叶康涛和刘行，2011）。但是，上述文献使用的是横截面层面的政府监管变量，其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对研究发现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证券监管和税收监管较强的地区，其公司的代理成本本身较小。审计署实施的政府审计恰好为我们检验政府监管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绝好的研究环境。 本文关注的是审计署实施的政府审计对央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审计长刘家义（2012）系统阐述了其在2008年提出的政府审计“免疫系统”论，他认为，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一个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会对社会、政府、乃至企业产生重大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作为一项政府监管措施，政府审计具有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效应（李小波和吴溪，2013；陈宋生等，2014；蔡利和马可哪呐，2014）。国有企业当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超额在职消费问题，超额在职消费明显损害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陈冬华等，2005）。2015年，审计署在审计结果公告中首次把廉洁从业问题作为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之一单独列出。据2015年的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15家中央企业（含中央金融企业，下同）在廉洁从业方面均被发现存在违规违纪现象，占被审计央企总数的88.24%，违规领取补贴、低价购房、超标坐飞机等问题十分突出。鉴于此，本文研究政府审计是否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 具体地，我们考察审计署对中央企业的政府审计对其控股的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目前的审计结果公告基本都是针对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不过，部分公告直接提及了被审计中央企业下属上市公司及其存在的诸如超额在职消费等问题的信息①。同时，尽管有些公告并未直接提及下属上市公司的超额在职消费问题，但是由于股权控制关系的存在，集团公司的不当或违法行为有条件由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予以实施②（李小波和吴溪，2013）。为此，本文从2010～2015年的审计结果公告中整理出实验组样本，以2006～2014年为样本区间，采用多种方法寻找匹配的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整体上，政府审计介入之后，相关企业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明显下降，这意味着政府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审计的这种外部治理效应在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较好、审计署的监督力度较强时更明显。 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职消费一直是高管薪酬和公司治理领域中的经典研究话题，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内部治理、机构投资者、审计师、媒体等能够降低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Cai et al.，2011；Gul et al.，2011；李艳丽等，2012；翟胜宝等，2015），本文则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研究了政府审计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为超额在职消费的制约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第二，政府监管作为一项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它对公司微观行为的影响也是当前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证券监管和税收征管缓解公司代理问题的作用（Chen et al.，2005；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而本文则选取政府审计作为切入点研究了政府审计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我们的研究表明，政府审计不仅具有直接治理效应，关注被审计单位的职务消费等问题，曝光和处罚被审计单位发生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而且还通过信息溢出方式产生间接治理效应，公开的审计公告将被审计单位的问题曝光于众，吸引媒体的介入，导致企业股价的下跌，进而促使公司改善内部治理，最终制约未来超额在职消费的发生。 二、制度背景、相关文献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在职消费现象十分普遍，达到其薪酬的十倍以上（陈冬华等，2005）。作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和契约不完备性的必然产物，在职消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一旦超出正常额度，在职消费则往往转变为公司的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1976；Fama，1980）。与此同时，只有不足40%的上市公司选择自愿披露在职消费信息，而且往往是以总额的形式披露（陈冬华等，2005），这些披露方面的不足使得外部股东无法有效区分正常的商业支出与非正常的私有利益攫取，进而刺激了超额在职消费的泛滥。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超额在职消费是公司代理问题的体现，最终会损害公司价值（Rajan and Wulf，2006；Yermack，2006；Cai et al.，2011）。随后，学者们开始从公司内部和外部因素角度来探讨缓解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机制，例如分红政策（罗宏和黄文华，2008）、高管政治晋升（王曾等，2014）、高管能力（张铁铸和沙曼，2014）、董事会的监督（张力和潘青，2009）、审计师的审计（Gul et al.，2011）、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李艳丽等，2012）、媒体的跟踪（翟胜宝等，2015）和市场化改革（辛清泉和谭伟强，2009）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