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是翻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近30年来符号学翻译研究体现出如下6个特征:1)用符号学理论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和过程;2)考察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的渊源与应用;3)符号学翻译本体各层面的探索;4)隐喻、习语、数词非指称性、文化负载词等的微观探讨;5)符号学理论用于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应用研究;6)中国符号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综合宏观考察。客观地讲,符号学翻译的研究仍停滞于“脚注式”理论探索阶段,没能真正系统运用符号学方法论指导翻译研究,实现符号学与翻译学的深度融合。于是,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借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论,以翻译中的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创建具有自治性的符号学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我们知道,厘定学科内涵关涉一个学科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就翻译符号学而言,要把握其学科内涵,应该综合考虑翻译中符号转换涉及的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守恒、符号功能等层面,现分别进行扼要阐述。 1.符号过程与翻译 博厄斯·贝耶尔(Boase-Beier 2011:7)从过程来考察翻译的定义:“我们可以说任何用不同的词去言说同一件事情的转换就是翻译过程,这为把任何再现理解为翻译提供了可能的开放空间。”翻译活动是一个符号过程,是符号主体即译者针对原文本信息,采用另一种符号系统解构文本信息,建构另一全新符号文本,其中关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动态阐释关系。原文本是阐释的出发点,译者以源语为工具获取信息,在全面考虑符号本体层面的指称、意义建构和文本组织以及符号本体外部层面的语用文化信息基础上,以目的语符号形式建构文本,呈献给读者品读。库尔(2014:69)指出:“符号过程假定了多义性。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彼此不相容或是部分不相容的符码(或语言)进行互动时,就产生了符号过程。” 如图1所示,信息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原文信息由信源产生并发出,经编码、调制变换成符号形式(原文),通过信道传输,再经解调、译码转换送达信宿,最后将符号还原为译文信息。作为信源,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提供的信息是无限的,而作为信道,符号媒介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符号传递无限的信息,必然造成符号意义在阐释上的模糊与不确定。费斯克(2008:3)认为:“解读是一个发现意义的过程,而意义发生于读者与文本进行互动或者协商之时。当读者将他的文化体验中的某些方面加之于构成文本的代码或符号时,就会有意义的协商。”作为信宿,人类的大脑需排除“噪声”的干扰,运用有效手段消除原文意义的模糊性,使不确定的意义达到相对的确定,从而在交际系统中最大限度地产生正反馈回输。
代码作为社会符号,决定着说话人对意义的选择以及听话人对意义的理解所依据的符号组织原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多风格的说话人,拥有至少一种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在每次社会交际中都会伴随着代码的转换。社会结构控制着语言,语言通过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传递。语言符号系统是翻译研究的本体论依托,文本是语言结构转换过程中阐释的出发点。“理解在本质上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它在创造不同(词语与对立词语),另一方面,它在二者之间寻求相似(词语及其翻译)。”(特洛普2014:31)经过对原文的理解,翻译的过程表现为一个符号线性过程:解码——编码——重新编码。这里的解码和编码都是在原文基础上对信息的获取和组织,而重新编码则是在目的语基础上做出的一种文本建构。 2.符号行为与翻译 “过程”使得符号和“行为”联系了起来,比如皮尔斯就将符号过程界定为符号行为,指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解释关联物之间的三元作用,即符号促生受该符号制约的解释项符号,使其与所指对象建立对应关系,进而指称所指对象。如果将符号学与翻译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行为。 首先,翻译是阐释符号行为。皮尔斯认为,所有思想皆潜存于符号之中,供使用者阐释。翻译也不例外,因为翻译不只是语言符号系统间的操作问题,还涉及两种文化附加值的等值性和可译性,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阐释行为。翻译的目的在于实现信息的交流,从这一点看,它是一种借助符号进行的交际行为。任何翻译都会带有译者主体的影子,与他过去的经验和阅历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心中之物”(韦伯1998:7)。译者对原文本的词汇语义、句法结构、文本题材、主题、交际情境、模态等进行理解,得出信息逻辑链,我们称之为第一阐释项。第一阐释项的形成过程包括对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如语调、发音的动作等)的操作,基于文本情境的意义判断依靠的是译者以往的经验。此外,译者借助不同符号系统建构的语义补偿也在其中。翻译文本对目的语读者语义潜势的影响的总和为第二阐释项。阐释项与人的主观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阐释者在发挥符号主体创造性的同时,也往往会遭到人们的质疑。这告诉我们,虽然阐释体现了符号生命的所在,但阐释也有自己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