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16)04-0003-11 回归以来，虽然经历几许风雨，“一国两制”毫无疑问仍然是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最佳安排。任何否定“一国两制”、要求旨在摆脱国家和中央的各种“最高度自治”的建议、各类“本土分离主义”“全民制宪”“香港民族论”“香港自决”“香港独立”或“香港建国”的主张不但毫无实际意义，而且只会触发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暴力冲突，造成香港前景不明朗，甚至带来“一国两制”的终结和香港的灭顶之灾。 要顺利实施“一国两制”，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至为关键。中央与特区关系的变化，更与香港内部政治事态的变迁息息相关。近期在一些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当中涌现的各种对中央和内地同胞的抵触和逆反情绪无疑意味着中央与特区关系处于艰难状态。事实上，要好好了解香港的政治局势，中央与特区关系的好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深入探讨香港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抓手。 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的基础，是在确认了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授权的大原则下，中央与特区在彼此权力和责任的划分上有共识，起码在认识上相当接近，因为这牵涉到特区的高度自治的边界或范围的核心问题。“一国两制”实施近二十年以来，在中央与特区的权责划分的认识上，中央与香港的反对势力及部分港人之间的差异甚大，近年来更有扩大化的趋势，引致彼此之间冲突频生，不但阻碍了“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延误了香港的民主进程，拖慢了香港的发展，也为特区管治造成不少困难。回归前以至回归后的大部分时间，中央在“不干预”的政策指引下，没有积极和有力地讲述在“一国两制”下中央的权力和责任，反而香港的反对势力却竭尽全力向港人和国际社会宣传他们的观点，导致中央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话语权大减。几年前中央积极采取强力措施以求匡正局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央对港政策的调整，惹来了反对派的怀疑和责难，不可避免地把中央与特区，特别是中央与香港反对势力之间的斗争推向高峰，而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争议、非法“占中”、香港立法会选举、①各类“本土分离主义”逆流的蜂起则在这场为时不短的政治斗争中起着“火上浇油”的作用。 一、中央与特区关系的艰难磨合 回归前，按照邓小平先生的“一国两制”构思，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的授予，而中央和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各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中央的权力和责任绝不仅仅只限于国防与外交，还包括许多源于国家主权、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权力和责任。中央的权力和责任其实已经很明显地散布在基本法的众多条文之中。因此，在讲述中央的权力和责任时，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官员往往特别在国防和外交后面加上“等”字以强调中央权力的广泛性。中央和香港特区在权力和责任上的划分是原则上的划分，没有也难以清晰厘定，只有在中央真正运用权力和履行责任时才借助实践经验和多方争议走向制度化、程序化、明朗化和细致化。 然而，一个有趣却又重要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官员在回归前一般多谈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对于中央的权力和责任则相对着墨较少，当然邓小平先生属于例外。因为这样，不少港人对中央在“一国两制”下的权力和责任不太理解，甚至认为既然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中央的权力和责任应该非常有限。中央在回归前之所以较多地向香港人讲述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笔者估计是为了安定人心，减少香港人对中央的疑虑，增强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个别言论有时甚至带有明显的“安抚性”，容易给港人一个印象，就是中央会充分尊重港人的意向和照顾港人的顾虑，绝对不会随便行使中央的权力，即便行使也会十分克制和慎重，这便更让不少港人相信中央的权力和责任十分有限。另外一个原因是不少人士对回归后香港的局势过度乐观。他们虽然承认不少港人反对中国共产党、抗拒香港回归祖国及不满意特区的政治体制，但在回归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而香港人又普遍怀有“恐共”情绪的情况下，香港人一定不会“敢”于与中央对抗，更不会妄图利用香港的政治自由和人权保障插手内地的政治。 中央尽量避免论述在“一国两制”下中央与特区的权责关系，尤其是中央享有的权力与责任的立场，回归后仍然维持了一段颇长的时间，直到几年前才出现明显变化。事实上，回归后直到2003年，中央对港政策的指导原则是“不干预”，甚至是“不管就是管好”。中央不但不介入香港事务，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官员极少就香港事务发言，即便发言也多是倾向善颂善祷。②内地专家和学者以至香港特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不被鼓励就香港事务发表意见。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让各方面有批评中央干预香港“内政”的口实。中央不是不知道香港有部分人不承认中央的权力，例如人大释法便惯常被反对派和部分法律界人士批评为中央蓄意破坏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而2003年香港发生的因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而引发的大型游行示威更明显带有冲击中央的成分，但中央的对策却主要是放在经济扶助香港之上，仍然不愿意系统和详细地讲述中央在“一国两制”下的权力和责任。当然，面对香港有人挑战中央权力的情况，中央不无忧虑。2004年，中共中央曾表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2007年中共中央不再用“崭新”而用“重大”一词来形容香港问题的严重性，这反映了中央已经意识到香港问题是一个长期和棘手的难题。 回归后长时间内中央不倾向严肃向香港人讲述“一国两制”下中央和特区在权力和责任上的划分最终导致了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话语权的旁落，并给“一国两制”的实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在中央话语权缺位的情况下，香港的各类反对势力遂逐步塑造了不少港人对“一国两制”下中央的权力和责任的理解，而那些理解不外乎是否定中央的权责或虽然承认其责任却不容许其履行。人大释法的权力、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上的主导权、基本法第23条等涉及中央和国家利益的事情都被不少港人从负面的角度来认识。反对势力通过大量的著作、言论、评论和宣传，重点在于轻“一国”而重“两制”，轻中央而重特区。这些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一国两制”特别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的权力和责任的认识。国民教育在香港实施举步维艰，近期更被“妖魔化”，更让反对势力在夺取话语权时“如鱼得水”。对中央来说尤其严重的是近年来一些带有分离意识的各类“本土主义”涌现，尤其恶劣的是，过去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港独”主张的公然肆无忌惮的提倡，触发了香港社会的进一步对立分化，特别是对一些年轻人造成了颇为严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