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6)05-0071-09 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均是台湾当局进行“主权”与“领土”宣示以及展现涉外事务能力的重要场域。台湾当局是否将两大海域争端置于同一位阶，恐会因执政党的轮替而变化。总体上来说，无论是国民党当局抑或是民进党当局，皆认为台湾是东海和南海问题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对它们拥有“主权”。但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关系和利益需求等因素，台湾当局对东海和南海的政治态度在本质上和作为上并没有做到等量齐观，它们存在着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差别。让我们不得不问的是，为什么看似相近的东海南海政策产生了两种近乎不同的政治效果，其原因是什么？以及其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分析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两岸海洋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台湾当局东海南海的政策内容、影响因素、政治意图等角度比较，对其进行同质性与异质性阐释。 一、台湾当局东海政策与南海政策的具体内容 (一)台湾当局之东海政策 1949年以来岛内政治变迁以及国际大环境的改变，台湾当局的东海政策亦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走向的特点。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是1949-1972年；二是1972-2000年；三是2000-2008年；四是2008至今。 第一阶段：1949-1972年，二战结束至美国所谓归还冲绳前，虽坚守主权，但无所作为。在此期间，台湾当局出于需要美国作为其“反攻大陆”的后台，加之东海油气资源尚未发掘。故而，尽管台湾当局仍然坚持“主权属我”，并积极与美日沟通，但鉴于大陆、台湾地区与日本皆因战后重建而无暇顾及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同时，因碍于当时美军依据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协防台海，也使台湾当局与美国交涉的可能性较低。①于是，以钓鱼岛为核心的东海主权争议就被置于各方关注的末端。换言之，台湾所采取的政策可以简化为“有限度的争取”，抑或似一种“绥靖政策”。 第二阶段：1972-2000年，从对“主权”的捍卫转向对渔权的追求。这一时期，台湾岛内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中国大陆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其次是美国将冲绳的行政管辖权归还给日本；三是中日建交对台湾的对外布局的挑战；最后是东海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的被发掘。在此种情势下，随着台湾地区国际地位的被边缘化，东海政策由两蒋时期的“坚守主权、积极交涉”滑向了李登辉执政时的“弱化主权、强调渔权”一端。即表面上仍坚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主张“和平理性、协商解决”，渔权重于主权；顽固排斥大陆。② 第三阶段：2000-2008年，回避主权争议，侧重对海洋价值的开发。诚然，民进党当政期间通过颁布诸多与海洋有关的政策纲领以凸显其对海洋权益的重视，例如2004年的“海洋政策纲领”以及2006年的“海洋政策白皮书”。然而，详细端视后，便可以发现其内容重点集中在“发展海洋事业”上。例如“海洋政策白皮书”中就主张采行“永续海洋生态”及“世代正义”的观点，建立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及合理利用海洋之海洋管理体制，实质鼓励海洋事业发展，创造有利之政策与实务环境，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换句话说，当局的具体做法是转轨到对海洋物质价值的追求，而非凸显对海洋主权的保护。 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主动重申主权，积极争取渔权。由于东海渔场与台湾民众切实利益相关，故无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民进党当局，都十分重视。马英九在对待以钓鱼岛为核心的东海争端上，提出了所谓的“东海和平倡议”以及于2013年4月签订了“台日渔业协议”。可见，虽然其在政治层面上扭转了陈水扁以来“弱化主权”的势头，但其强调“渔权”的主调并未动摇。蔡英文上台后，虽对主权有所软化，但对台湾的一贯立场应该会有所坚持并被其继承。 (二)台湾当局之南海政策 基于与东海政策进行横向比较的需要，本节拟继续采用前文的四阶段法，分别简述各个阶段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 第一阶段：战后至1988年，主权与管辖权“两权并重”。因此时台湾当局仍然对外坚持其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自然地，台湾在对待南海问题上也往往能够站在民族大义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如公布U型线)的战略高度上积极护卫我国在南海区域的固有权利，这既包括对主权的坚守，也包括对管辖权的捍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巩固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派驻军官、基础建设、设立管理机构和研究单位等。④ 第二阶段：1988-2000年，主权与管辖权相对分离，由单边主导走向多边对话。在李登辉当政初期，其南海政策基本上延续了上一阶段的走势，但随着“宪改”的启动，“民主化”与“本土化”的不断加剧，“两权并重”的南海政策有所转向。尽管“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中庸措施逐渐浮出水面，也颁布了《南海政策纲领》，然依旧难以遮掩“偏安一隅”的消极、被动心态，其裁撤海军陆战队由“海巡署”改防的降格做法就是最佳例证。 第三阶段：2000-2008年，主权宣示与实际作为并举。鉴于稳定岛内外局势的需要，立足未稳的民进党当局在执政初并没有做出对主权争端示弱、对海洋安全降级的处理和做法。相反，在岛内外多元压力的交替作用下，积极作为。但需要注意的是，民进党主政8年的南海政策总体上是以加速“去中国化”和“台独”为追求的。也就是说，该时期的“主权宣示与实际作为并举”并非第一阶段“主权与管辖权并重”的延展和续集，而是具有根本上和实质上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