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277/j.cnki.jcwu.2016.05.017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5-0108-05
在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教授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颇具代表性。她有两篇文章引人深思：一篇是被《剑桥女性主义哲学指南》收入的《形而上学中的女性主义：与本性的谈判》，对一些困惑人们许久的性别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和阐释。另一篇是2016年7月，她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的“国际妇女哲学家第16届论坛”上所做的主题发言——《意识形态和知识关乎什么》，这篇文章对女性生育权利问题进行了形而上学分析。因而，我很想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阅读，顺着她的思路思考女性主义形而上学问题，梳理一些概念上的迷惑和混乱，从而探讨女性主义哲学是否需要形而上学，以及如何运用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分析工具等问题。
一、女性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关联
在当代哲学中，有一种倾向试图否定形而上学的作用和意义，例如逻辑实证主义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也导致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对形而上学展开批评。这道理似乎也很明白：女性主义是有着明确政治和道德诉求的社会运动，而形而上学却在追求对世界及其组成部分进行不掺杂人为意图的客观解释，这两者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对于后者来说，“现实就是现实，形而上学的目的应当揭示现实是什么，而不是我们为这一现实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价值”。[1]110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承认女性主义需要形而上学，那么，女性主义研究可以为形而上学保留空间吗?女性主义能为形而上学做出贡献吗?说到这里，我们还应当对“形而上学”做出界定。这是一个哲学研究者熟烂于心的概念，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或宽泛，或狭义。2013年，我在完成“女性主义形而上学研究中的两个热点问题”一文时[2]，对“形而上学”的理解颇为宽泛，认为它主要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不仅研究人与世界的本质，关乎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概念，以及为了这些研究所进行的各种假设，即本体论问题，也研究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与方法，即认识论问题。依据哈斯兰格的解释，形而上学研究主要有三个部分：“1.关于存在或者什么是真实的研究，这一领域被称为本体论，例如精神与身体不同吗?除了物质对象之外，世界具有某些属性、自然性、普遍性和本质吗?2.研究用来理解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概念，例如存在、预言、身份、因果关系以及必然性。3.研究进行探讨的前提，或者第一原则。”[1]107事实上，女性主义学者对于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探讨女性主义形而上学问题其说不一。哈斯兰格总结说，这是因为一些人认为形而上学一直是由男性主导的，故此应倡导一种更少男性偏见的形而上学理论。另一些人却主张女性主义有充分理由拒绝形而上学，而哈斯兰格却对形而上学持一种审慎的改良态度。哈斯兰格观察到，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诸如性暴力、生育权利，以及同工不同酬等问题背后都有形而上学理论作为支撑。正是由于“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假设阻止某些观点被听到，或被认真对待”，社会才以体制形式为这些行为提供支持，至少有一些科学和哲学具有性别歧视倾向。“性别歧视理论假定女性劣于男性，断言女性的从属地位是好的或者适当的，或推荐一种性别刻板模式，这在哲学中从未缺席过。”[1]109不过，哈斯兰格不赞同以“女性中心论”(Gynocentrism)来替代男性中心论，因为个体、种族、阶级以及历史时代是不同的，因而很难形成一种普遍的女性中心论视角。女性主义科学家哈丁认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更有特权认识客观真实性，但哈斯兰格却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纯粹的客观真实性(Real)，因为人们的思考都是以文化为前提条件的，没有人能够发现什么是纯粹的客观真实性。倘若我们坚持认为“女性中心论”更可取，那也不是因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更有特权认识到这种客观真实性，而是基于对其他美德——或认识上的，或政治美德的强调。
哈斯兰格还探讨了一个重要的女性主义认识论问题——“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如果女性主义试图研究形而上学，便要考虑如何着手，也就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识论一直在这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人们通常都是通过认识论来分析基本概念和发现存在范畴的。理所当然地，形而上学研究要反映出有广泛影响的认识论，因而在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认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它也势必在形而上学研究中起到主导作用。哈斯兰格界定说，基础主义是一种哲学观点，主张信念只能通过自身的确定性，或者某些具有确定性的前提来证明。然而，语言哲学的问世却打破了这种追求确定性的魔咒，因为语言被视为一种工具，人们必须通过它来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语言的能动性和多样化使得被分析的“真理”无法具有确定性。“在后奎因时代的形而上学争论中，人们一直拒绝那种为了提出具有合法性的本体论主张，我们可能拥有或需要确定性，抑或需要直接把握真实性的想法。”[1]113显然，女性主义也需要批评这种追求确定性的基础主义。也许形而上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础项目，让我们能基于一些有自明性的前提来建构知识大厦。既然在女性主义看来，形而上学并不能发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性，基础主义也无法得到所期待的那种确定性，那么人们便有权利对探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方法和出发点进行政治和道德追问，看它们是否具有偏见，看被它们视为具有“纯粹客观真实性的”、“自明的”、“本性的”和“自然的”前提和假设究竟要服务于何种社会目的。当然，在这一批评过程中，女性主义者也不能以“女性中心论”来替代“男性中心论”，而要坚持反对和消除包括性别压迫在内的所有压迫的女性主义主张。哈斯兰格认为，女性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关联有两个路径：其一，要把女性主义道德和政治理论，以及认识论安顿在形而上学中；其二，应当用女性主义的文化和历史见地来消解以往形而上学布下的种种迷局。
在建构对于世界的解释框架时，以往的形而上学还关注心灵/精神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提出心灵/精神对物质世界参与的程度如何?是否有一个不依赖于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我们能在哪一个“交叉点”上捕捉到这个世界，并使其理论化的问题?女性主义在对性别、种族、身体等问题进行形而上学探讨问题时，也会遇到类似的徘徊和困惑，经常感觉在解释方面词不达意和捉襟见肘。哈斯兰格指出，一些在当代人看起来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观点，实际上是用所谓的“客观事实”和“自然本性”来掩盖价值观的作用。那些对于有色人种和女性就“自然本性”而言是“不同的”或者“劣等的”解释，实际上是社会力量所致。她还继续追问道：“是否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并在政治上可行的区分?如果有，这一分界线划分在何处?有什么方式可以把不依赖于我们政治偏见投射的自然理论化吗?如果有，该如何进行?”[1]116女性主义在谈论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时，似乎很容易遇到一个理论困惑，不知如何解释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联，以及关联的程度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心灵/精神与物质世界关系问题的翻版。因为心灵/精神显然是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物质也可以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哈斯兰格同意巴特勒的看法，认为自然、性别和种族都不是一种给予，而是一种建构，“一种基于社会性别范畴的建构”。这并非意味着，她意图消除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区分，而是说一旦我们进入哲学讨论中，这些研究对象便成为“概念”，而不再有可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性别和种族。许多人可能依旧迷茫：如果摆脱男性中心论，究竟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和身体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社会性别建构?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难题，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即便有一天生命科学或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问题，所使用的也一定是可变的历史和文化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