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的演变及其教训

作  者:

作者简介:
崔海智,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吞并,酿下了民族问题的祸根。为消灭波罗的海地区的抵抗运动,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苏联领导人通过强制手段推行苏维埃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了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控制体系。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曾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由于对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所造成的问题被长期压制和掩盖起来,联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也日益突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失误加剧了该地区的独立倾向,最终造成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控制机制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


期刊代号:D3
分类名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复印期号:201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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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6.05.004

  在关于苏联解体过程的研究中,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独立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此问题上,苏联对该地区的政策失误是造成这一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冷战结束之后,一些涉及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以及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档案材料得到了解密。①本文便以这些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依据相关的研究成果,②通过对苏联时期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演变的考察,对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些因素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吞并与控制

  自13世纪以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其中的立陶宛自建国以后的数百年里都是欧洲一个大国,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相继遭到德国、瑞典、波兰、丹麦和沙皇俄国的侵略与统治。到19世纪,这三个国家相继被沙俄吞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波罗的海三国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三国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并获得了民族独立。宣布放弃沙皇俄国遗产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在面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于1920年同爱沙尼亚(2月2日)、立陶宛(6月12日)和拉脱维亚(8月11日)签署了和平条约,承认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放弃了对这些国家的主权要求。③

  “二战”前夕,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苏联致力于在一些边界确立起缓冲地区,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地区。根据1939年8月与德国签订的协议,波罗的海三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40年6月1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分别向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发送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在指责三国违反与苏联签署的互助条约之后,要求三国立即改组政府,允许苏联在三国增加驻军。在下达这一最后通牒的同时,苏联已做好了军事占领这些国家的准备。在这样的形势下,波罗的海三国不得不接受苏联的要求,相继改组政府,并恢复了苏维埃制度。同年6—7月,苏联军队分别占领了这三个国家。8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继宣布加入苏联。④

  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吞并完全是苏联在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行为,这一行为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波罗的海国家的地下抵抗运动的发展。最初这些民族武装的力量不大,但在苏德战争前夕,它们的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活动也急剧增多。

  为了加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控制,苏联政府采取了镇压和强制迁移的措施。根据联共(布)⑤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1941年5月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抵抗武装等地下组织采取了行动,其中在立陶宛逮捕了5664人,强制迁移了10187人;在拉脱维亚逮捕了5625人,强制迁移了9546人;在爱沙尼亚逮捕了3173人,强制迁移了5978人。⑥1944—1946年,在立陶宛一共打死了反苏地下武装组织成员13502人,逮捕15528人;在拉脱维亚打死了1478人,逮捕1859人;在爱沙尼亚打死了381人,逮捕2070人。⑦经过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战后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者的武装斗争逐渐减少,1952年,立陶宛民族武装力量总指挥命令停止军事行动,⑧但抵抗运动仍在持续。

  在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武装力量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同时,苏联政府还加快了在这些地区进行苏维埃化的进程,以便确立起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1949年1月29日,斯大林(Сталин)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其中指出:接受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关于把富农家庭、匪徒的家庭和从事非法的民族主义活动者的家庭等从这些共和国迁移出去。为了贯彻这一决议,在波罗的海地区共计迁移了29000个家庭87000人,其中立陶宛8500个家庭25500人,拉脱维亚13000个家庭39000人,爱沙尼亚7500个家庭22000人。这些人被迁往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州、伊尔库茨州等地。通过强制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波罗的海地区抵抗运动和反苏维埃化的社会基础。尽管如此,集体化的进展仍然缓慢。1949年初,立陶宛只有3.9%、爱沙尼亚只有5.8%、拉脱维亚只有8%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⑨

  在波罗的海地区推动苏维埃化的进程中,只能依靠共产党的力量。但当时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组织的力量严重不足。在加入苏联之前,在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都是非法的,力量非常弱小。到1941年波罗的海地区共产党员的数量为:立陶宛2486人,拉脱维亚2789人,爱沙尼亚2036人。1945年1月1日,立陶宛共产党的数量为3536名,拉脱维亚为3592名,爱沙尼亚为2409名,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地区苏联红军和内务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干部的严重不足,严重制约着国家权力机关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其他地区的干部被派往波罗的海地区,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战后初期,通过向波罗的海地区派遣共产党员干部的政策,使得这些地区共产党员的人数急剧增长,从1945年1月1日到1947年1月1日,共产党员和候补党员的人数在拉脱维亚增长了6倍,达21037人,在立陶宛增加了4.6倍,达16202人,在爱沙尼亚增加了5.4倍,达12965人。⑩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地共产党员干部的不足(并增加了当地民族干部的数量),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战前就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干部数量要少于外来干部,因而加剧了“外来干部”和“本土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苏联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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