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先生撰文《主义：从缺位到喧嚣？——与王建疆教授商榷》，对我发表在《探索与争鸣》的《主义的喧嚣与缺位——以中国美学为例》进行评论。依照艾尔雅维茨先生的说法，是为了便于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对话和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构成共同的学术话语。他说：“在过去，学术界常常在‘文人共和国’内部构建沟通的桥梁，而如今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再次实现这一理想。这种合作与交流的需要是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之间达到真正理解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也是把‘他们’当成‘我们’来认识的任何努力尝试的一个基本特征。”[1]由于作为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的艾尔雅维茨先生是当今国际最著名的美学家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对他进行回应，以便推动这个话题在国际学界进行进一步讨论。 哲学和美学之“四边形”期许与“声音”尴尬 艾尔雅维茨先生首先认为我的文章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他说：“我认为西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些事件和进程与中国发生的那些事件和进程虽然有差异，却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相似之处。类似我们之间的这种对话将有助于避免和纠正一些在全球广泛流传的有关思想的共存性、相对重要性和创新性方面的错误和实践。”由于我所讲的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现象曾经发生在欧洲、前苏联、现在东欧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因而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的问题，而且也是全球性的问题。 艾尔雅维茨认为中国将突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哲学四帝国模式，而形成世界哲学四边形(欧洲、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个四边形正是由于中国的加入而形成。他说：“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主义、艺术和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目前或者近来的情形截然不同。如果说几十年前，西方的文化对抗和竞争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特别是法国)之间，那么现在这种两极的趋势已转变为一个四边(即美国、欧洲、中国与俄罗斯)的较量。我们仍然见证着美国和欧洲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竞争者参与其中，它就是中国。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这个新的竞争者似乎应该是前苏联国家，但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承担重任。”[2] 艾尔雅维茨充满期许的评论文章，看起来平和，但实际上却是步步紧逼，逼得我们没有退路。他所描述的“哲学帝国三剑客”——英美、法、德彼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征战的历史，也是一幅“主义”争霸的世界地图，使人眼界大开。但是，艾尔雅维茨的问题却是尖锐的：第一，法国人对抗美国人的大众文化用的是精英主义，这个精英主义中国有吗？第二，可以作为主义武装的而非权力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有吗？第三，在法国政府抵抗全球化——美国化的同时，涌现了众多的主义，诸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以及众多的独立思想家，中国有吗？如果没有，中国如何在面对欧美文化冲击时挺立并自主呢？第四，如果中国没有思想家，中国的主义建设是否会变成一种政治运动？第五，而在此运动之后是否就有真正的主义建立起来呢？艾尔雅维茨的问题是尖锐的，洞察力是深刻的。好像在他面前我们已无话可说，只有继续做西方主义的看客了! 艾尔雅维茨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发挥了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中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语言，发言与声音的引述，并以此语言和声音的区别作为标准，深入考察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艾尔雅维茨说：“所谓的‘第三世界’再次从角逐中逃离并继续保持‘沉默’，而中国正在努力获得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诠释了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观点。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语言能表达诸如公正或不公正等，然而动物所拥有的只是声音，声音仅能表达苦乐。然后整个问题就成了去了解谁拥有语言，谁仅仅拥有声音？’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大小，都发现自己在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上处于与中国相似的境地，但它们之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毕竟是少数。我认为王教授的文章是表达这种声音、使之为国内外所知晓的有力尝试。我相信这种姿态——获得声音——对任何成功的自立，因而对树立自己在世界上(和社会中)的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3]读到这里，我感到西方思辨哲学传统的力量。从艾尔雅维茨将我的《主义的喧嚣与缺位》改为《主义的缺位与喧嚣》，顺序的颠倒，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你们因为主义的缺失就要喧嚣吗？ 按艾尔雅维茨的说法，文中中国的“声音”并非西方政治家和哲学家包括美学家所认可的“语言”，而只是“声音”，因而对于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来说，不无刺激，有伤自尊。但对于真正认识到中国现状的人来说，艾尔雅维茨不过就是说了一句大实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谈论主义的时候就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义就不可能占领理论、思想、哲学的高峰，就不可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4]。而且我在另一篇正在引起争议的《中国美学和文论上的“崇无”“尚有”和“待有”》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美学和文论上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待有”的问题。待有就是等待有。等待什么呢？等待属于中国式原创的主义[5]。对于我的主义观、待有观，学界有不同看法。王洪岳教授、夏中义教授分别对我的《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和《中国美学和文论上的“崇无”“尚有”和“待有”》这两篇文章进行了学术批评。但事实上，正如我在《思想欠发达时代的学术策略》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由于缺乏原创性的主义，因而尚处于思想欠发达国家之列[6]。我们不能为了所谓的民族感情而无视思想欠发达的事实。艾尔雅维茨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我回答了国内的反主义派的批评，证明了我所主张建立主义的必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以发声和喊叫而自豪，实在是不值得称许的。但是，连声音都没有，都“默存”了，还有什么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