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下评论中，我将就王建疆教授在《主义的喧嚣与缺位——以中国美学为例》一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西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些事件和进程与中国发生的那些事件和进程虽然有差异，却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相似之处。类似我们之间的这种对话将有助于避免和纠正一些在全球广泛流传的有关思想的共存性、相对重要性和创新性方面的错误和实践。 王建疆教授批评中国学术界在面对西方学术界的实践和地位时所频繁采取的从属姿态，但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与西方交流、合作和分享的迫切需要。这种定位当然是任何平等、合作和互相理解的必要前提。在过去，学术界常常在“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内部构建沟通的桥梁，而如今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再次实现这一理想。这种合作与交流的需要是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之间达到真正理解的—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也是把“他们”当成“我们”来认识的一个基本特征。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的评论常常与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相联系。我的知识大多数也是关于这三个领域的三者合一——我常称之为“理论(theory)”。西方人普遍认同美学从属于哲学，而哲学(即使只是初步教育的原因)从属于人文学科。另外一个我会常常使用的关键术语是艺术。艺术对于这篇文章的主题非常重要，因为艺术近来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和西方美学乃至人文学科中艺术批评的发展密不可分。最新的现当代艺术的一个特征是它也亟需适合的理论。我这里所说的“艺术”主要是视觉艺术；其他的艺术类型(特别是文学和音乐)虽然也被视为“艺术”，但在西方至少从20世纪下半期以来却被看作是与视觉艺术完全不同的领域或“类型”(genres)。不过，当代视觉艺术(比如绘画、雕塑、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电影艺术、视频艺术等)的许多理论也适用于文学或者音乐。西方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艺术”(视觉艺术)大概在1800年左右从所有其他艺术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视觉艺术)已快速追赶上了世界其他地区艺术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过去的十年或者20年，它都走在世界艺术的前沿。这一事实——近来中国艺术及其国际化的当代特性和姿态——对于王教授关于“主义”的文章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中国“理论”在许多领域可能确实有些过时或仍处于萌芽期，无法满足主题的需要，但在视觉艺术领域却并非如此。事实上，就视觉艺术而言，与此类主题相关的出版物的作者常常是移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他们构成了高度发达的艺术、批评和理论活动的整体，他们的活动完全紧跟时代潮流，但在中国国内却鲜为人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些部分在海外、部分在中国的艺术批评家和人文学者，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巫鸿、汪晖和高名潞。 我无法为这种“无知(ignorance)”确定合适的理由(我故意使用语气如此强烈的一个词，因为实际情况确如它所描述的那样糟糕)，但也可能是(如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欧洲的一些地方)因为“文学”持续被视作最重要和最具支配性的艺术类型，视觉艺术在这个等级中只能屈居第二。美学家们不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对文学十分了解，但对视觉艺术却知之甚少，他们因而倾向于给文学更多的特权、讨论和关注，抑或认为文字书写特别重要，却完全忽视了视觉艺术及其理论话语。几十年前的西方，文学不得不把它在艺术中的领先位置拱手让给了视觉艺术。主要的转折点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后现代主义既是视觉化的又是商业化的，而这两点文学都不具备。由于各种原因，相较于小说和诗歌，我们更容易接触到视觉艺术作品，快捷地获得作品的信息。虽然我对中国尝试保留文学作为其主要艺术类型充满了同情，但我仍然相信在未来中国，文学及其理论话语不会永保目前一统天下的特殊地位，而是终将如西方那样退居幕后，艺术的舞台上将会闪耀着视觉艺术及其话语的炫目之光。 西方的主义 过去十年，在一些场合我见证了中国美学家之间的争论，他们批评他们的同胞对西方思想不加批判地拿来，而没有提供一种“中国化”的替代性选择。这些批评旨在改变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对西方理论、方法、主题不加批判的一味亲昵的做法。这些中国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支持者，当然也是中国传统的支持者，认为正是西方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遮蔽了中国的思想，使之变得无关紧要。他们希望停止甚至扭转这一趋势，于是创造理论或者一组理论作为对当代中国和全球问题最原创的“中国”式的反应。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中国”式理论到底背靠中国传统的哪个部分或哪种潮流？是儒家思想、新儒学、道家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于此，这个悖论的不育性(sterile nature)显露无疑：对我而言，所乐于见到的是，让所有这些理论在和谐或者冲突中共同存在，但同时，理论与文学和艺术就在传统与新的“外国”理论的对立中被内在地撕裂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斗争和缓慢的相互交流甚至同化之外，别无他法。在其他一些国家，这类困境呈现了不同的面貌。如在后殖民地国家，对抗常出现在殖民与后殖民话语和文化之间。由于中国不是殖民地，此外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因此在殖民地获得的经验教训能否被大量用于讨论中国的问题呢？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对后殖民研究可以用于解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表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