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将毛泽东一系列的文本当作干部教育“教材”加以审视和阅读并视毛泽东与中共党员干部大量交流与互动为一种特殊的干部教育实践相一致，约翰·布莱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也将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以及《论十大关系》等视为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要“教材”，且将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道路上对党员干部所进行的指引与教导看做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干部教育实践，并基于此展开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讨论，从而窥见毛泽东干部教育无论内容还是方法都有着极为突出的特色。当然，斯塔尔的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也可被看做是从干部教育的视角重新考释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一 毛泽东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解析 斯塔尔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和文化：当代中国政治辩证法导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回顾革命：中国人眼中的巴黎公社》、《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以及成名作《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同时，斯塔尔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建树与影响还在于他与布兰克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等学者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之后所进行的关于毛泽东总体评价问题的激烈论战而构成的第四次论战。斯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并不是以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与实践为主题加以阐发的，但是其中却大量涉猎了这一领域的内容。在此书中，斯塔尔指出，毛泽东在教导党员干部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主要囊括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路线教育，但是他又极力强调专项技能培育之重要性不容小觑。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毛泽东通过演讲、开读书会以及各种形式的谈话和交流展开他的干部教育实践活动，其中指导干部以正确的路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他一切理论和实践教育的方法论前提。值得注意的是，斯塔尔并没有全面阐述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一维度上的突出贡献，而只是围绕“矛盾”与“冲突”概念展开论述，尤其突出毛泽东对这组意蕴相近的概念所进行的改造。斯塔尔注意到，在1956年以后，毛泽东“强调要重新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处理得当，对抗性矛盾会逐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①。易言之，毛泽东并不赞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论断，而是认为矛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对矛盾内涵与外延都加以阐发。从矛盾的性质层面，毛泽东将矛盾区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据此，要使干部中所谓的“走资派”迷途知返，就必须依靠科学的、强有力的教育加以引导并协助其思想路线上的大转弯，帮助其找到脱出“捕蝇瓶”的路径，使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另外，毛泽东还教导党员干部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②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干部必须逃出思想认识层面上的“井底”，去仰望广袤的“星空”。 第二，群众路线教育。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重视和强调既有源自历史经验总结的方面，尤其是在激烈异常的革命运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理解、把握和实践转化都是事关革命运动全局的大事；但是，也和毛泽东与生俱来的爱民、为民，救民于水火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气质有着莫大的关联性。而且，毛泽东认为干部若不能领悟群众路线的真谛并将其融入实际行动，他们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他说：“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旦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之上，而不是置身于其中，一旦脱离了群众，他就不可能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国际的事情。”③斯塔尔关于毛泽东群众路线教育的解读与分析，注意到了毛泽东进行反面教育时候所体现出来的某种思想与理论的深刻性。斯塔尔说：“研究在他看来是背离路线的实例时，往往很容易理解他关于正确遵循群众路线的观点。”④实际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教育深藏着深刻而极为清晰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群众史观支援下的历史辩证逻辑。在毛泽东那里，“干部了解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群众反过来受到根据这些利益和要求形成的政策和‘路线’的教育”⑤。正如俞吾金所言：“唯有站在哲学的制高点上去观察问题，才能深刻地领悟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⑥对于准确而深刻地把握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也必定需要将其放置于哲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坐标之上加以重新考释，方能拨开层层理论迷雾、越过朴实甚至有些许僵硬的语言栅栏，直接洞见毛泽东群众路线理念与教育实践的真谛。 第三，管理特长与技术专长的培育。对于长期在农村生存而缺乏城市管理经验的革命队伍而言，培养管理人才是当务之急。斯塔尔注意到：“毛泽东之反对蒙昧主义，并不是完全针对管理专长缺乏的问题，他还关注着技术专长。”⑦1943年，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⑧。在干部教育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培养“多面手”。稍经思忖便不难推断，这些基本理念无疑受到马克思关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的影响。马克思批判在资产阶级压迫下工人受劳动异化和扭曲而导致的单向度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可是，活生生的现实却不允许毛泽东直接挪用马克思的原理。解放初期，在干部能力与知识结构方面所呈现的巨大矛盾与困境是：在各行各业中那些掌握丰富的技术知识的干部往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而那些通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有所领悟和洞见的干部却在技术领域几乎一无所知。“解决这一矛盾的部分方法就是要在必要的技术领域培养政治上可靠的干部。”⑨简言之，毛泽东无论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干部教育，最终都是以政治关怀为宏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