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6)05-0001-05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6.05.001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隐性继承。借助对革命与现实的强烈关怀，以实践为中介，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独特的活力。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并非简单而抽象的口号，而是极具生命张力的方法。这种方法绝不仅仅体现在辩证法中：就历史观而言，它能够使我们既看到整个历史过程中不同时代共同点的抽象共性，也看到具体历史阶段的现实个性；就认识论而言，它能够让我们既认识到事物发展过程的抽象普遍性，又认识到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特殊性。虽然这一辩证关系与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切入视角和理论支撑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却在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契合。可以说，只有借助中国革命实践的中介，才能看到毛泽东对马克思方法论意义的继承，才能理解缘何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不仅仅是辩证法，而是辩证的历史认识论，才能理解毛泽东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1 对话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历史感的科学认识论 体现在《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之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认识方法”[1]317。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崭新哲学世界观的发现，那么《资本论》的出版就标志着马克思崭新科学方法论的最终形成。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颠覆了认识事物的方法范式，解释了事物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体现的强大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是一种纵向的毫无矛盾运动的线性历史观，而是站在机器大工业以来构建的现代性的维度，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次推进，都是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更深层次的展开，从而揭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灭亡的逻辑必然。因而，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展现的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现实过程，也是对特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过程。在这一意义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历史感的科学认识论。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人们思维逻辑形式的呈现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论述这样两种认识方法：第一种认识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即将“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2]41。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将丰富的表象抽象为简单的规定，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归纳出事物共同属性的抽象。但如果停留在这一点，就会堕入形式逻辑的怪圈，将抽象当做绝对天然的永恒存在而忽略了抽象得以产生的历史原因，这也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弊病所在，他们眼中的商品只是抽象的经验层次意义上的商品，而停留在纯粹经验层次来抽象地讨论商品关系，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将商品关系永恒化，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永恒不变的固化物。而马克思所反对的正是这种静态的线性抽象，因为没有历史感的抽象是无法找到上升为具体的道路的。于是，马克思论述的第二种认识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正确的认识方法。在马克思看来，经验认识过程与思维过程是不同的，前者的起点必须是直观具体，而对于后者而言，思维具体是多样性的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思维综合的结果，而不是起点。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42。也就是说，不是将生动的具体简化为抽象的规定，而是将抽象的规定上升为思维中的具体。比如在看到劳动工具这个抽象规定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中呈现的永远不是抽象的劳动工具概念，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的体现一定生产方式的劳动工具实物。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认识过程是起始于对事物最简单的抽象规定，经由思维综合，逐渐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的过程。 从唯物史观角度而言，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论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历史感，唯物史观的历史感恰恰在于其过程的生成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商品章置于“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标题下去研究，这实质上是把商品关系当做对资本关系合理抽象的基本关系来研究的，这恰恰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精彩之处：只有从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出发来研究商品，才能抽象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起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矛盾运动，才能将逻辑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合理性批判上来，才能由这一最基础的简单矛盾运动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性，才能看到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性。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抽象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抽象，是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不同时代共同点的抽象。当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环节和过程。“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基础——客观物质生产，科学说明了历史辩证法的客观规律”[3]3。显然，只有将研究的对象置于历史过程中才能抽象出历史共同点，才能得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基础。虽然看上去这种一般是抽象的，然而当它在历史中再现的时候，所呈现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内容更为丰富的具体。 因此，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而是基于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具有历史感的科学方法论。正是借助这一方法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权力构建的深层经济根源，为开启无产阶级的革命合法性以及实现现实变革的必然性的大门找到了钥匙。而在遥远的东方，同样是为了找寻现实的革命出路，为了从理论根源上结束一切意识形态的缺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纽带，与马克思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2 对话毛泽东：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辩证的历史认识论 正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认识方法一样，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也不仅仅承载了毛泽东哲学的辩证法功能，譬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精辟地指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4]320。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内在哲学韵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隐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唯物史观原则和认识论方法，是辩证的历史认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