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6)09-0093-08 知行合一能够很好地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内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区革命斗争的理论诉求，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知行合一思想就显得异常重要，而且从当时在党内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来看，对于知行合一认识就明显存在不足，这种不足导致了在革命行动上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意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主要领导对知行合一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理论认知，这种理论认知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一、知行合一的传统文化基础 在中国哲学里，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这种知行并进以行为主的思想成了中国哲学大观园里一颗最为耀眼的奇葩。既然知行合一思想这么重要，那么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以厘清其发展流变的状况。由此推论，中国革命理论学说的产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转化为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为了搞清楚知行合一的确切含义，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知”的阐述做一简单的梳理。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①对于这句话，孔安国传曰：“哲，智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②在孔安国看来，能够知晓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具有很高智慧的人才能做到，若真能够具备这种认识能力，那么他就是一个什么都懂的智者，管理人就不在话下了。很明显，孔安国对知的内涵进行了延伸和拓展，包含了认识论的因素，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想法，彰显了经学思想的理论光芒，实有开义理解经之先河。而孔子对知的理解即是彰显了其求实的精神，孔子曰：“由，诲女知之乎!(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③邢昺对孔子的这段话进行了合理的发挥，这一发挥成了权威的解读，邢昺曰：“此章明知也。‘由，诲汝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刚，好以不知为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诲汝为知之乎!’此皆语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者，此诲辞也。言汝实知之事则为知之，实不知之事则为不知，此是真知也。若其知之，反隐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④邢昺所处的北宋，学术领域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变革，繁琐的经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日渐式微，义理解经的风气悄然兴起，正在引领着学术界前行的方向。站在时代的峰峦上，邢昺显然不是一个沉默者，他饱含着哲学家的深邃思想，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思想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扬与传播。从邢昺对孔子这段话的解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非常仰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求实学、重实理的为学路向。这种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精神世界，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文化旺盛的生命力与持久的影响力。邢昺已经看到了孔子思想的精神价值与内在张力，这种哲学理论所包含的智慧在邢昺对论语的注疏中已经得到集中的展示。 孔子以后，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围绕着“知”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再一次印证了文化超越时空的影响力与辐射力。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二端》中说：“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岂非贵微重始、慎终推效者哉!”⑤这里，董仲舒强调了内在的道德对于外在行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内在的知对外在的行的制约，这种内在的知称之为德性之知，这当然在层次上要高于见闻之知。很明显，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看到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差异。而张载则首次提出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概念，并把它们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思想高度去加以阐释。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⑥在张载看来，见闻之知是通过接触事物而获得的一种经验认识，而德性之知是完全内在的，因此，不会受到见闻之知的制掣。相反，德性之知可以超越见闻之知，进而把见闻之知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面，也就是理论的提升，客观地说，张载的这一思想是包含有丰富的认识论意义的，可与西方早期的知识论相媲美。张载又说：“‘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生犹进，有知乃德性之知也。”⑦由此可见，“见闻之知”不可与“德性之知”同日而语，这种认识层次的差异决定了张载哲学思想包含有丰富的认识论思想，是我国古代知识论之先驱，就这一点来说，已经是开创性的了。 程颐说：“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⑧在程颐看来，知应该在行之前，行只有在知的指导下，才能顺利达到所期望的目标。程颐又说：“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⑨这里，程颐进一步强调了知与行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建立对客观事物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行而不误、善始善终。这就从一个侧面突出了知对行的主导作用，这是程颐对知行二者关系的系统深入的论述。这种论述在中国哲学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来朱熹、陆九渊以及王阳明、王夫之的知行观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朱熹说：“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故不能体天下之物。唯圣人尽性，故不以所见所闻梏其心，故大而无外，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⑩朱熹这一论述既继承了张载“德性之知”高于“见闻之知”的思想，又继承了程颐知决定行的认识。不仅如此，朱熹还指出了当时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受到“见闻之知”的局限，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朱熹对此深以为戒，他说：“如今人理会学，须是有见闻，岂能舍此?先是于见闻上做工夫到，然后脱然贯通。盖寻常见闻，一事只知得一个道理，若到贯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尽性，是论圣人事。”(11)朱熹指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12)在这里，朱熹注意到了行比知更为重要，强调了学、知、行三者的递进关系，行处于最高层次，这种逻辑体现了朱熹的知行观重实践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