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1-0049-07 作为近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李大钊(1889～1927)一生宣扬民主和科学，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在其理论活动中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民主政治思想。既有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推介和反思，也有对民主政治基础理念的阐发，还有对“中国式新型民主”的积极探索。既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一、推介和反思：西方代议制民主 李大钊投身救国救民事业，最初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为参照系，追求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坚持不懈地研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致力于推介和反思西方代议制民主。 (一)推介西方代议制民主 在努力追求创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也是理性而辩证的：他欣赏的是西方的民主精神、民主原则，而不是外在之“形质”。他不盲目崇信西方国家采用的两院制，认为西式代议政治仍然处在试验过程中，“其良其否”，很难断定，“其存其易”，也不可知[1]158。1917年，李大钊著文希望俄国“二月革命”能够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推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2]22他强调，“民治主义之治制本无定式”[2]173。他所求是实现真正共和，而不是要倒退到专制时代。 李大钊特别强调普通选举的重要性。他认为一战后各民主国家，如果想更充分地实施民主主义，“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虽然中国绝大多数选民是农民，但只要实施真正的民主选举，那些农民自然不会放弃或滥用其选举权，每个人的选票“必能集中到一个勤苦工作、满腹和劳工阶级表同情的人身上”[2]306。只有这种真正的民主选举才能“再造中国”，以使其“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1]164。面对民国政局乱象，他抨击道：“到了今日，没有普通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2]310 (二)反思批判资产阶级民主 1917年七八月间，针对好友就“民主”“共和”两词用法的争执，李大钊指出：“共和”“民主”两个词在国内常遭误解，为求正名，最好以“共和”一语，专指不立君主的国体，此处，也可以使用“民主”一词；而专门以“民治主义译Democracy”来表示我们不满足于得到一个“形式上之共和国体”，而是要努力追求“民治主义之实现与发达”，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人借所谓“贤人政治”“有限民主”等“托共和之名，而蒙马虎皮以乱国而惑世”[3]272。基于此新民主观，他对民初政治之反思，对中国社会政治改革问题的探讨，“开始更多地以世界革命的新潮流为关照”[4]95。而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一战后世界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高涨，他对民主的理解更扩充渐而呈现出世界主义的色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儒家天下观的影响[5]。 李大钊着眼人类社会的进化，认为，今天的民主(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而是世界的组织”，“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因此，我们要求民主，“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而是要“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2]264。他展望“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走向“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的第一步，是“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第二步是美洲各国、欧洲各国、亚洲各国分别先组成全美联邦、全欧联邦、全亚联邦，第三步，将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然后是最后一步，全世界人类完全打破种族界限国家界限，组成一个人类联合实现世界大同[2]286。 在一战后各国民主主义运动高涨的影响下，李大钊理解民主的视野大为扩充，他转而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要求解决改造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强调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一战结束前后，对西式代议民主的怀疑和对社会民主的关注，对专制主义的深恶痛绝，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怀疑厌闻，引起他去追求“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4]247。 (三)追求宣传新式民主制度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更高级民主制度的形象逐渐聚焦于苏维埃式民主。李大钊开始热情宣传、研究这种新式民主制度。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赞颂这一伟大革命的。他说：这一革命敲响“人道的警钟”，彰显“自由的曙光”，它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2]227，它“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2]226。他欢呼道：“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263 他揭露资产阶级奢谈民主，实际上却极不民主的实质。他指出，民主(Democracy)意味着“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而从事合理工作的劳动者辛苦生产却得不到“均当的分配”，生产成果全部由资本家所垄断和掠夺，这决不是民主所允许的。解决之道就是，我们应该要求建立民主的“产业组织”经济民主，让那些从事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2]291。他要求更全面地理解民主(Democracy)，不仅是要求政治上的普通选举和经济上平均分配，而且适应一般人的知识需求在教育和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2]292。他将民主要求扩充至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他认为，现代的民主就是要求，无论什么种族属性阶级或地域，凡是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们，都能在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享有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个性、享有权利[2]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