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16)06-0065-07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这一划时代命题的提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在于毛泽东长期对中国革命路线的深刻思考，包括他对国共合作与大革命时期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吸取、在遵义会议上对“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方针和工作方式的反思。党外民主人士梁漱溟在1938年初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六次“交换意见”，对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全面抗战初期梁漱溟访问延安的缘由 五四运动时期，梁漱溟受好友李大钊的影响，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与梁漱溟的伦理本位、中国文化至上等思想针锋相对，基于此，他便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同样，梁漱溟当时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纲领的中国共产党也并无好感。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革命的建设”，而中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滥用其破坏斗争的手段”。红军长征之后，他依然对中共存有偏见，认为其已“几于消灭”，“仅仅靠军事来挣持党的生命，而在政治上则是失败的”。①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构造是追求“散漫和平的”，极具调和性和妥协性，“中国政治问题，不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可以得到解决的”。②总之，梁漱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老中国”上错误地搬用西方理论，遑论“建设新中国”。 然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一系列举措令梁漱溟刮目相看。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后，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节节败退。反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大义面前摒弃前嫌，提出并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抗日；组织和领导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此，梁漱溟深有感触：“以濒于消灭之共产党，年来转变其政治路线，放弃对内斗争，要求团结抗日，尤以西安事变所表见者为最好，遂得全国同情，抗日战起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③他甚至认为，“从抗战前，以至抗战初段，使我们心里最欣喜的事，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是国家较进于统一”④。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转变和赴延安一探究竟愿望的加深，梁漱溟开始计划访问延安。1937年底，国共关系刚刚有所缓和，梁漱溟就先于其他民主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考察西北的要求。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经国共双方协调，1938年初，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的梁漱溟前往西安。“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⑤梁漱溟访问延安，为期18天。他此行带有两个动机，即实地考察和意见交换。“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二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⑥并且，他坦言道：“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⑦梁漱溟此次访问延安的第一个动机为“看”，想通过实地考察来探清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弄清楚中共的转变，是真转变还是假转变。为此，他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党部、机关、学校，考察了边区的土地改革、民主选举制度，学生、妇女组织，等等。参观过程中对梁漱溟触动最大的是，与国民党统治区域不同，边区“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⑧。并且，“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⑨。梁漱溟访问延安的第二个动机为“谈”，就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和国家统一的问题询问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在访问延安期间，梁漱溟多次与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其中，梁漱溟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他后来回忆道：“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⑩ 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六次“交换意见” 毛泽东与梁漱溟20年前就相识于北大，可谓既有师生之情，又有同事之谊，彼此也相互敬重，二人“交换意见”也都是开诚布公的。在会面时，梁漱溟特意携带《乡村建设理论》等数本著作赠予毛泽东。据梁漱溟回忆，交谈过程中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11)，“在谈话结束之后，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心情，退出他的住室”(12)。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六次实质性交谈，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 第一，中国共产党策略的转变及对国家政权建构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13)“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14)这两个问题困扰梁漱溟许久，是他到访延安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为此，梁漱溟先问过张闻天，后又询问毛泽东的看法。关于第一个国共合作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关于第二个共产党政权主张的问题，毛泽东反问梁漱溟：“我们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至于将来是否会加入到国民政府中去，毛泽东表示“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15) 梁漱溟在抗战伊始就力求以中间人士之力实现国内团结，以达到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为此，他试图从中共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对立的角度来说服毛泽东放弃武装革命。梁漱溟认为，中共现在是“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16)，今后应走放弃对内斗争的政治路线。他还提出，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对内完成社会改造是中国问题的“国是国策”，应一并解决而不是分别解决。那如何解决呢?他认为“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17)。即是说，共产党要放弃武力斗争，同国民党、中间势力等各方力量团结统一起来。毛泽东虽然表示同意梁漱溟关于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是“国是国策”的观点，但仍坚定地表示要坚持军事上独立自主。从本质上讲，梁漱溟的方案只是一厢情愿的改良主义方案，这种方案早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第二，抗战初期的时局和前途。经过观察和交谈，梁漱溟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摒弃前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他说：“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18)可即使国共已实现联合抗日，仍不能消除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心理。他后来回忆说：“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19)毛泽东则坚定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20)他从国际、中方、日方三个方面分析，向梁漱溟介绍了他的“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的“抗战公式”(21)。毛泽东坚定的语气和严密的分析一扫梁漱溟的悲观情绪，他后来说，毛泽东的观点“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22)，“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