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

作 者:
何玮 

作者简介:
何玮(1973- ),女,山西灵石人,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日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社会性别研究、近代女子教育(上海 200237)。

原文出处: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近代中国社会“新女性”的代表性人物——吴贻芳,探究近代中国社会对“新女性”而言的意义所在,解析“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及政治性特点。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到,作为接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女性”,吴贻芳无疑是西方知识生产的载体和传播者,近代科学知识、人文关怀、近代国家意识、民族主义等构成了其价值判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西方文化一方面向东方输出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却也同时将文化优越感和侵略性色彩带到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中来。在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尽管吴贻芳曾想把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古典博雅教育在金女大推广深入,但国难当头之际,拯救民族国家成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职责,留给这位“新女性”的选择由此变得简单明了,以金女大为载体的知识生产也具有了浓厚的历史性及政治性色彩。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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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贻芳(1893-1985)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新女性”,第一位出任女子大学校长并带领金陵女子大学不断进取发展的教育实践者,首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女性,近现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众多殊荣铸就了其蜚声海内外的显赫地位。

       近年来有关吴贻芳及其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以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1]、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2]、金一虹《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与实践》[3]、张连红《金陵女子大学校史》[4]、徐海宁《中国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办学研究——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5]等最具代表性。这些研究揭示了吴贻芳的教育思想特点以及金陵女子大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对吴贻芳自身的受教育经历及金陵女子大学这所教会学校进行了详细探究,打破了旧有历史学研究对基督教及其创办大学的禁忌,试图更客观、更全面地探讨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和贡献。对毕业生进行统计并对她们的回忆进行收集整理,对曾经任教于金陵女大的教师进行统计列表,对使用教材、校歌等进行梳理,诸如此类的学术积累挖掘整理了大量史料,开启了一个有关吴贻芳、金陵女大、近代中国社会、近代东西方权力版图的新的思考空间和领域。上述探讨富于创造性因而弥足珍贵,也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开辟了道路。

       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吴贻芳作为一名教育家的经历,关注她作为金陵女大校长如何带领该校发展的教育实践,鲜有从“新女性”的角度分析其与时代之间的关联,在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上探讨作为一名“新女性”其所做的选择及必然性问题,并以此为线索探究吴贻芳为我们呈现的历史构图。基于此,本文以吴贻芳为媒介,探究“新女性”身上折射出的社会图景,思考近代中国社会对“新女性”而言的意义所在,解析以“新女性”为媒介的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及政治性特点。

       一、吴贻芳的个人经历

       1893年冬,吴贻芳出生于湖北武昌,祖上是江苏泰兴的名门望族。父亲吴守训有感于女儿出生于腊梅飘香的寒冬时节,为女儿取名“贻芳”,别号冬生。曾祖父曾为翰林,祖父曾任湖北荆州知府,父亲也供职于湖北官场,曾任牙厘局局长及当阳知县等职。书香门第的家世使吴贻芳幼承家学,跟随堂兄吴益荪接受启蒙教育。也由于这样的家世,吴贻芳早早就被母亲裹脚缠足。但身体上的时代烙印却没有让吴家的女儿就此走上一条与母辈相同的道路,贻芳和姐姐贻芬从小憧憬新式学堂,对于学习女红兴趣索然。守旧的父亲曾反对姐妹俩进入学堂读书,但姐妹俩通过抗争最终还是让她们如愿以偿。

       1904年姐妹俩回到杭州外祖母家,一起入读公立杭州女子学校。姨父陈叔通是杭州名士,思想开放、知识渊博,尤为关心两姐妹的学业。1906年在陈叔通的支持下姐妹二人转读上海启明女子学校,后又转至苏州景海女子学堂。从武昌到杭州、上海再到苏州,求学经历开拓了吴贻芳的视野,让她对家门之外的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同时多所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渡过了平静安逸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吴贻芳,本该迎来充满朝气和希望的青年时代,但噩耗却不期而至。

       1909年父亲由于被上司诬陷“挪用公款”而倍感愤怒和无奈,倾家荡产后投江自尽。家庭遭遇如此大的变故,受此影响哥哥吴贻榘、母亲朱诗阁及姐姐吴贻芬在1912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去世。不到20岁就失去众多至亲的吴贻芳,一连串的打击让她近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此时仁厚的姨父陈叔通不仅不断鼓励,还将吴贻芳及妹妹、祖母接到了自己家中。在姨父一家的接济下,吴贻芳立志继续求学,1913年2月到杭州弘道女中四年级插班读书。一年后的1914年2月随姨父一家移居北京,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担任英文教员。1915年搬回上海后,收到了金陵女子大学美籍教师诺玛丽邀请她去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信函。诺玛丽曾在杭州弘道女中任教,吴贻芳的勤奋好学和积极上进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16年2月作为插班生吴贻芳进入金陵女子大学一年级读书,很快以全优成绩转为正式生。其后由于表现突出被推选为金陵女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会长。1918年在好友徐亦蓁的影响下受洗入教,成为基督教的信徒。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带领同学罢课并打着校旗手持十字架加入到学生游行的行列中,之后于同年以优异的成绩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成为中国首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并开始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1922年5月,在美国蒙特霍力克女子大学校长布莱克女士的推荐下,获得巴勃尔奖学金并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生物学,留学期间先后当选北美中国留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等职。1928年提交论文《黒蝇生活史》并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收到金陵女子大学校董会的邀请函,回国担任金陵女大校长,时年35岁。

       自此吴贻芳开始了20余年执掌金陵女大的管理生涯,也让金陵女大逐渐完成了从教会女校到近代中国“新女性”实现其教育理念的试验场。正如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与蔡路得合著的《金陵女子大学》中所言:“凡是熟识吴博士的人都会意识到,金陵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在最困难的年代富有能力的忠实的领导。金陵在中国所获得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人们对金陵校长的尊重的感情。没有她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毅力,很可能金陵在战争年代将做不出任何积极的贡献。”[6]61-62吴贻芳对金陵女大的贡献由此可见。换言之,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成就了金陵女大,金陵女大也成就了吴贻芳作为近代中国知名教育家的人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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