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5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6)04-0179-12 童子軍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大的全國性兒童組織，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中國大陸學界關於童子軍的研究多從教育史的視野出發，成果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童子軍在全國及各地區的發展情況，二是童子軍教育論述。①關於第一方面的研究，吳小瑋的《以訓練為中心的兒童組織——民國時期童子軍之研究》可為代表。②第二方面的研究，張洪波的《1927-1937年中國童子軍教育研究》③和徐娟的《試評1927-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童子軍教育》④可為代表。以上研究成果有開拓之功，但對童子軍歷史中的若干關鍵問題缺乏深入探討。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即不論是全國性還是地域性研究，大都是就童子軍論童子軍，對童子軍和國民黨關係的重要性關注不夠。縱觀童子軍在大陸的發展歷程，近三分之二的時間均由國民黨領導。在國民黨介入後，童子軍迅速發展成為全國範圍內的統一組織，並一度被列為中學必修課程，可以說取得了極大興盛。至童子軍在大陸消亡時，這一兒童組織在許多方面已深刻打上了國民黨的烙印。從國民黨的角度看，黨內高層對童子軍亦極其重視。⑤ 其次，當前研究在梳理童子軍整體發展時，都述及童子軍從自由發展到被國民黨干涉控制的轉變，但對這一轉變過程的“陣痛期”，即1928年前後的黨化過渡期未給予足夠關注。童子軍的主辦者由民間教育組織轉變為執政黨的過程，即國民黨控制童子軍的過程，頗具典型意義。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國民黨開始真正意義上控制童子軍時，分別遇到了來自黨外與黨內的雙重阻力。在這一關鍵階段，民間教育組織和國民黨雙方都以童子軍的領導者自居，且就童子軍主辦權讓渡的問題互動來往頻繁，充分暴露了社會力量與國家力量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本文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檔案和國民政府教育部等檔案，結合《中國童子軍司令部月刊》《中央訓練部部務彙刊》《童子軍總會籌備處彙報》等童子軍司令部、總會和訓練部官方出版刊物，聚焦這一時期童子軍黨化過程中的國民黨與民間團體，以及國民黨黨部與教育系統的矛盾與糾結，同時藉由共產黨童子團對兒童的組織滲透，來說明國民黨在控制童子軍的第一階段，是如何與以上三者爭奪童子軍治權的。 一、社會教育團體領導下的童子軍 民國早期的童子軍雖然以學校為主要組織形式，但性質仍大致歸於社會團體一類。這不僅是因為童子軍的活動實際多在課堂外開展，也由於其風行背後是青年會、教育會等一批民間團體的積極提倡和推動。 1915年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童子軍隊員憑藉協助服務的周到和維持秩序的有條不紊，贏得了觀眾的廣泛讚譽。與會的教育界人士驚異地發現，童子軍竟是如此有效的一種兒童培養方式，遂開始大力提倡。⑥一時間，各校關於童子軍事業的演講層出不窮，報刊雜誌上“童子軍”三字也頻頻湧現。⑦1916年《教育雜誌》刊登了賈豐臻的《童子軍與教育主義》一文，坦言自己居教育界十餘年而未收尺寸之效，而今見到童子軍在運動會場上訓練有素，遇人彬彬有禮，遇事勇往直前，感到嘆為觀止，以為教育有補救希望。⑧同年6月，上海青年會童子軍團長李啟藩應東吳大學校長葛賁恩之邀赴該校演講時，也稱童子軍有補家庭、學校、社會、國家教育之不足的功用。⑨賈豐臻在1912年至1923年的十二年裡擔任上海縣教育會要職，其中六年擔任會長，三年擔任副會長。⑩而李啟藩除了是上海青年會的成員兼童子軍團團長，也是中華教育改進社成員，並在社團裡擔任童子軍教育委員會書記。(11)因此，賈、李二人對童子軍的積極推廣，實際上代表著這一時期上海教育團體的態度。 後世更為知名的沈恩孚、黃炎培、張伯苓等教育人士，與童子軍的早期發展也有著相當的聯繫。他們和自身所處的江蘇教育會、天津青年會等社會組織一起推動了童子軍在更大範圍內的興盛。沈恩孚是李啟藩在中華教育改進會的同事，二人分別擔任童子軍教育委員會的會長。(12)沈恩孚十分重視童子軍的發展，除了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童子軍教委會任職，他還於所處的另一團體——江蘇省教育會中協助推廣童子軍事業。1917年3月，在沈恩孚、蔣維喬、黃炎培等領導成員的推動下，江蘇省教育會邀請省內的童子軍教練員對各校的童子軍願詞、規律和課程展開討論，“折衷一是”，並於同年6月17日通過章程，正式成立了江蘇童子軍聯合會。(13)而張伯苓的南開大學校長和天津青年會會員的雙重身份也為童子軍在天津的辦理提供了便利。(14)他還和黃炎培一起於1922年發起組織中華民國童子軍聯合會，並推薦黃炎培擔任籌備主席。(15) 當然，此時的官方教育行政機構也參與了童子軍的提倡和辦理。(16)不過，由於北洋時期中央政府孱弱，官方行動極為有限。以北京的童子軍為例，其在1917-1920年的短暫時期內由京師學務局引導，但不久即廢弛，後在北平童子軍協進會委員長夏雲浦的努力下才逐漸復興。(17)童子軍初興的過程，國家力量影響微弱，反而是民間社會組織在其間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北伐時國民黨所看到的童子軍在社會服務中表現出的作為青年運動的潛力，與教育團體的多年深耕是分不開的。在民國前期中央政府衰微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民間組織、社會團體在教育的思想引領、輿論動員、制度變革乃至實踐示範等各個方面，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童子軍從最初在教會學校零星創辦，到被國民黨控制前夕的蔚為大觀，正體現了這一時期民眾在教育領域的深度參與和相關公共話語權的掌握。
